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东干”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

关于"东干"的研究学术界有不少观点,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东干"视为一种跨国族群的个案,探讨了"东干"与回族的族源、族称和族群认同.     

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长达30年之久的瓦乡人民族识别工作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关注。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模式研究

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发展影响着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将民族关系理论推进到中层理论并进一步实证化,从民族意志和认同倾向两个维度的交互关系切入,民族关系可分为争论型、和谐型、争夺型与互惠型;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人口迁移、居住格局、社会同化、族群分层、族际通婚、族群意识等。而民族认同极端发展会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认同促进民族融合,民族国家一体化。因此,对城市化与民族关系之间的机理也应作探讨。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差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出于对共同世系、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朝韩两国作为他们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比较强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朝鲜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认同纽带趋于多元化,中国朝鲜族亦发展着多元化的社会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东南亚苗学中“苗人”的“民族与族群”问题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或一些学者的译介作品里,许多学者往往居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而以中国的＂民族＂标准去划分那些已经融入西方世界且发生变迁了的族群,从而把问题带向＂民族中心论＂的巨大误区。从＂民族与族群＂两者概念的关联以及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跨国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苗人＂群体,它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并且它们迁出之时,皆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因此,把他们称之为＂苗族＂,不大符合学理的推导。他们之中,不仅包含了自称为＂Hmong＂的支系,也有自称qa33nau24、mhu33等的群体,显然,用＂苗人＂这个概念也许更宽泛、更具包容性一些。此外,在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从属于不同国家,虽然在他者的构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认定,但在族源、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一系列文化上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为我＂的自我认同。因此,＂族群＂的概念应该比＂民族＂更加适用于描述东南亚＂苗人＂的实际状况。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 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探析

库尔德问题是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自1921年伊拉克王国建立之后,库尔德人就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其民族认同也经历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高涨到民族分离主义滋生等发展阶段。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变迁与伊拉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库尔德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1921年以来伊拉克的政治生态。2017年9月25日,库尔德自治区举行了独立公投,严重冲击着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章通过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的探析,试图厘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的脉络,以期为解决多民族国家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国家发展模式”视野下的国家垦边与地方族群关系——以西双版纳国营农场为例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国家垦边项目是核心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模式向边远地区的“扩散型国家发展模式冶。 特别是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建立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起到了巨大作用。 这种国家化的项目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传统,与地方社会制度相契合。 这种国家发展模式下的共融的族群关系,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与地方少数民族共同选择的结果。     

归类自我与想像他者:族群关系的文学表述——藏彝走廊诸民族洪水神话的人类学解读

藏彝走廊内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傈僳族等诸多民族的神话中不仅仅表述着白我族群的再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各族也在重新归类性地想像着该走廊中的其他族群,也就是一种族群关系在自我与他者的人群分类与界定中明晰地新生出来,从而形成了这些族群在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祖源认同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划分异类语言、异文化、异族群的文化地理及生存空间等多维空间的交叉性认识.     

族群、民族与“Minzu”辫析——兼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 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族群与民族两个词汇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是一组关系比较微妙的人群指代术语,都是指代一群具有某种特征,且能够 进行自我认同与对外区分的群体。但二者之间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概念体系和意义实体的区别,为我们的研究提 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渠道,却又经常被混淆而产生系列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的演 化、指代的人群、二者间的关系及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辨析,并且逐渐演变出“Minzu”这一中英直译的学术话语,在这些讨论中 均强调了概念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而最先进行“族群”与“民族”概念辨析的学者之一便是美国人类学者斯蒂文·郝瑞教授, 在他的著作《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泰东北伊沙恩人社会记忆重构中的族群认同——以“Heet Sibsong”节日文化为视角

大多数人认为泰国“伊沙恩人”是对居住在泰国东北地区人民的一种统称。而基于历史起源、语言以及地方文化等因素,伊沙恩人又表现出自身的独有特性,具备了成为一个族群的条件。伊沙恩人依靠社会记忆的重构维系族群的认同,特别是“Heet Sibsong”成为伊沙恩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并在族群认同建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当下社会,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节日文化发生的重构也是自觉调试族群认同的过程,彰显出伊沙恩人的文化特性。     

空间记忆与族群认同——云南省马关县壮族的“侬智高”纪念实践

干栏房是壮族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创造出来的房屋;龙山是壮族供奉神灵的神圣之地.在云南省马关县,干栏房和龙山皆因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中,干栏房“楼上住人,楼下圈畜”的居住形式被当地人解释为纪念侬智高上吊去世时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形象;当地壮族侬人每年六月前往龙山祭祀侬智高,六月节因之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节日.分别作为居住空间和祭祀空间的干栏房与龙山,是当地壮族对侬智高事件集体记忆的载体,更是人们对侬智高的一种纪念实践.马关县壮族通过干栏房和龙山两种壮族文化要素来传承人们对侬智高的历史记忆,从而加强了壮族的族群认同.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本文以当地普米族、藏族家庭庆祝火把节、春节等节庆的场景为材料来说明当地族群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边界。田野经验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家园遗产”:情境、主体、实践——基于台湾原住民及“社区营造”经验的探讨

如同遗产是一种文化过程,“家园遗产”的提出以及实践亦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过程.它是针对在遗产运动过程中,遗产的原真性拥有者自身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处境所提出来的.它是对遗产真正主体的一种尊重,也是族群应对全球化、民族-国家权力、强化自我认同的工具.台湾当下的原住民“家园遗产”意义上的部落重建就是在此历史情境下生成的.同时,台湾社会一场意在应对全球化和自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赋予台湾原住民重回部落、建设家园的一种“由上而下”的积极力量,亦是探讨台湾原住民家园意义上的遗产实践不可避开的情境.此外,“社区总体营造”与“家园遗产”概念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它一方面例证了“家园遗产”实践的可能性和意义,另外一方面丰富了“家园遗产”主体的内涵.     

苗族民族认同的层级论——对苗族“蒙人”的个案研究

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研究与国家政治关注的问题。苗族蒙人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分层表现为一家人、仪式群、同一个火塘的弟兄、同姓、同为苗族的蒙人、同为苗族及对中国祖国的认同,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认同标准,其情感指向也有所不同。民族认同的归结点是血统的认同和祖根的回归,而苗族蒙人的血统是中国人,祖根的回归点是中国。因此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苗族蒙人最高级的认同。     

“特色”的生成:赣南畲族族群认同下的文化实践——以南康赤土畲族乡近年来的建筑表现为中心

赤土畲族乡以建筑表现为中心的文化实践,一定程度上具有确认畲族的存在、历史性与凝聚认同的功能,但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实践特色建筑中蕴涵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而是为了积累能给地方带来资源与利益的象征资本。其实践虽存在挪用的痕迹,但仍根植于赣南地域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绵延千年的华/夷分类意识寒流遭遇国家民族政策暖流在地方所荡起的一朵浪花。     

族群利益与边界政治——海南“熟黎”研究

“熟黎”是海南岛黎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海南岛的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作用。“熟黎”介于“生黎”与州县（省民）之间,成为海南岛上地理、族群和政治三重边界的界标和缓冲带,由此形成海岛由里而外的“生黎”一“熟黎”一省民三级圈层族群分布结构,彰显族群力量消长及其与政府关系的松紧远近。文章从“熟黎”的形成、文化取向、地理空间、族群边界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考察“熟黎”是如何最大限度谋求其生存资源与发展空间的。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一个麻烦的祖国”——论德意志民族的德国认同危机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德意志民族始终被民族认同问题所困扰,德国也被德国人称为一个麻烦的祖国。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的发展和稳定的大问题。造成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德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致,即德国位于欧洲的所谓中间地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即德国历史一再遭遇断裂,极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德国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全民性的共同归属感的形成再遇障碍。在决定性的19世纪下叶,德意志民族国家终于建立,但是三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均以失败告终,致使民族意识一再遭受重创。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