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源消费的长三角地区碳排放趋势研究

采用IPCC碳排放技术指南提供的能源消费碳排放计算公式对长三角地区1996年—2010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灰色预测GM（1,1）模型和Gompertz曲线模型预测和分析长三角地区未来碳排放趋势。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正处于而且还将处于持续增长阶段,短期内难以达到峰值;长三角地区应积极发展新能源,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控制和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     

碳排放视角下我国城市群环境公平状况及关键要素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碳减排责任的差异，城市间的碳排放评估可以定量解释城市群环境公平的差距。基于泰尔指数和LMDI指数分解法，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考察了2011—2020年碳排放视角下我国城市群环境公平的差异，并对造成环境公平差距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差距正逐步缩小，环境不公平状况逐步改善；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省份碳排放不公平的差距也逐步缩小，但省份间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工业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了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碳排放不公平差距，但城市间的人均收入差异仍然是碳排放不公平差距缩小的重要阻碍因素。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差距虽然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时仍应考虑城市层面的碳排放不平等状况，制定差异化的城市群碳减排政策和明确城市间碳责任分配方式，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城市群内部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SPECIAL ISSUE：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GOVERNANCEStrategic Measures to Reduc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an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Eight Industries

基于优化的Laspeyres指数分解方法,通过考察1994-2008年我国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总体趋势与特征,结果发现：经济规模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5Mt（百万吨）,但不同行业间经济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很大;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碳排放量的增加,制造业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56Mt;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是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能源强度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减少33Mt;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密度居高不下,能源结构变化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但是,综合碳排放密度下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现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的迹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研究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突出的增长点之一,也是我国产业链向中高端方向调整取得较好成绩的城市群之一。近年来,生产技术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开始迅速成长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愈发紧密。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联动发展,但两者之间的联动尚处于初期阶段。     

SPECIAL ISSUE： REGIONAL CONVERGENCE AND COORDINATED URBAN GROWTH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Mechanis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本文运用非参数DEA分析方法,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区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四部分,然后利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技术,采用绝对收敛方程考察了长三角经济增长率与这四类因素的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所贡献的经济增长主导着长三角各县市区的实际经济增长;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并对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产生明显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这一新古典经济增长因素是唯一使得长三角地区间差距缩小的因素,主导着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方向;人力资本、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等新经济增长因素使得长三角经济增长趋异,对长三角的经济差距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工业智能化如何重塑制造业企业分布格局

文章结合2009—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地区间与地区内两方面构建制造业企业分布指标,考察地区层面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影响,进一步从规模异质性与生产经营范围的制造业企业异质性出发,检验地区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分布的企业差异性。结果发现:(1)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地区制造业企业产生显著正向集聚效应,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也得出相同结论。(2)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在地区间及地区内的分布因企业规模与涵盖经营范围而存在显著差异,伴随地区工业智能化应用程度的提高,小规模制造企业以及单一经营范围制造企业比重不断降低,而规模制造企业以及多元化经营制造企业占比逐渐增加。(3)生产率、劳动结构以及市场竞争在工业智能化对地区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影响中存在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研究

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在全要素框架下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各省市样本期内的碳排放效率,进行地区差异分析。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多种回归方法,研究影响全国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各省碳排放效率水平存在差异且呈阶段性特征。处在效率前沿面的基本为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地区,而碳排放效率较低的为陕西、贵州、内蒙古等西部地区,其中北京、天津、广东、云南、陕西等省的碳排放效率在样本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改善。较高的初始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的优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及能源结构的调整均对未来碳排放效率的改善有积极意义,重型化的工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却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在通盘考虑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协调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规模;采取引导和治理同步推进、＂双管齐下＂的措施;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特征以及企业竞争能力确定碳减排的步骤和进度,避免过快过强的措施使经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商务成本变动与"长三角"经济发展

“长三角”经济发展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商务成本的增长是同步的。伴随着商务成本增长,“长三角”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的特征和规律性对“长三角”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产业布局、经济发展、投资、企业收益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商务成本对长三角中长期经济的影响,总结了商务成本变动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规律性。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来自2011-2019年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其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且主要是通过促进融资贷款、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机制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经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实证回归方法等方式，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还是低，数字经济发展均可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环京城市与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均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但在非环京地区这一效果不显著，而非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则加速了其碳排放量的上升。     

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研究——集聚经济、市场导向与政策影响

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研究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越大、城市化经济特征越明显的地区越有利于吸引制造业企业的迁入;同时,通过引入区域政策变量,我们发现,区域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区位的选择影响有限且整体效果不显著,政府补贴尚无法弥补企业定位在大市场区所获得的集聚经济收益.     

江苏省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

江苏省制造业的经济活动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其特征可以从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两个角度加以衡量。从地区的角度看，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的程度有所增强，苏南、苏中、苏北区域之间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制造业优势产业和分工体系。从产业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呈现出集聚的性质，且有进一步强化的态势，苏南已经成为江苏省制造业最主要的集聚地区。     

发达国家环境碳排放问题实证研究及启示

以西方七国1980-2006年数据为基础并运用对数均值迪氏因素分解法,可以对西方七国的人均碳排放进行时间序列因素分解,经济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结果显示:经济规模是碳排放增加的因素,能源强度、能源结构是碳排放减少的因素,但是三个因素在各国表现不同,体现了各国能源政策的差异.从比较研究可知,能源结构优化是法国人均碳排放较少的主要原因,美国碳减排主要依赖能源强度的下降,但能源强度受到人均GDP增长的制约.     

中国低碳经济驱动机制分析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虽有其必然性,但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驱动低碳经济的方式受制于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效率等的影响,相关的法律政策、制度、技术、资金、市场、人才等是驱动低碳经济的基本因素。低碳经济的驱动机制涉及法律政策的调整、市场的构建、产权的设立、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方式。碳排放的三个倒型规律和高峰规律不可逾越,在短期内,中国的减排行动应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导向,构建政府引领和助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基础的低碳经济驱动机制。     

产融结合与企业创新投资

产融结合对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或信息不对称困境,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融资约束理论与协同效用理论视角,针对产融结合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进行了系统探讨。在选取2010—2014年期间八个高端制造业子行业4029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基础上,通过系统GMM回归实证分析了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对创新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且在知识产权发展程度较高、产业聚集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但企业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为企业通过产融结合促进创新投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制造业集聚、集聚经济与区域制造业发展——基于浙江与广东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两个典型制造业中心浙江和广东为例,就制造业集聚之集聚经济与区域制造业发展论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宏观的制造业结构、中观的行业集中度以及微观的集聚企业类型三个视点切入对浙江与广东制造业集聚的对比分析揭示,两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的实证检验表明,两地区制造业集聚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对区域制造业发展的贡献不同.这种集聚经济之区域制造业发展效应差异,可从两地区制造业集聚的自身特征差异予以解释.     

东北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优势比较研究

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地区是我国三大装备制造业基地,其装备制造业发展各具特点,存在着较大差异.从东北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装备制造业发展特点的看,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在外部环境、思维创新、生产效率、生产性服务业上与珠三角、长三角差异较大,并从借鉴珠三角、长三角经验的角度提出了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必须加强合作,明确分工.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以沈阳经济区为增长极,做强做大;大力发展民营装备制造业,强化围绕主机制造厂进行配套协作的对策.     

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机遇与优势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区域经济首当其冲,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比较多,直面的问题也更为复杂,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矛盾更加凸显。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面临国际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全球城市体系的网络化、都市密集区的集聚效应、创新型国家战略与长三角地区的科技优势等机遇,又具有国际化水平较高、产业集群发展潜力较大、信息化程度较高、政府管理能力较强、独特的人文环境等优势,这些是长三角地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效武器。     

碳排放特质分析与低碳社会的路径选择

在人类面临的各种环境危机中,碳排放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这是因为:由于它本身的无色无臭无毒,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呈现间接性;作为化石燃料的副产品,同能源消耗有着高度的同步性;在大气循环流动的作用下,对环境的影响已超越国界和地域呈现整体性;由于电力对含碳燃料的依赖,新能源技术对于碳排放的降低出现无效性;人的"伪消费"需求,造成了碳排放同过度消费的相关性。这些特性表明,碳排放的增长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公共政治、消费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结。为了降低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设法打破这种联结,用"生态经济"取代"增长经济",用"全球治理"取代"地区治理",用"低碳观念"取代"消费主义",从而构建一个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低碳社会。     

基于EIO-LCA的青海省行业隐含碳排放及碳减排潜力分析

通过采用IPCC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和投入产出生命周期碳减排评价方法对青海省各行业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并通过碳减排潜力模型测算其碳减排潜力。结果表明：青海省直接碳排放最大的行业为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占总体能源消费碳排放的35.9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7.60%）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7.63%）;从生产链视角,间接碳排放较高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8.17%）,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10.44%）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7.53%）;从消费需求视角,间接碳排放主要贡献来自于出口隐含碳排放（40.25%）,其中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占比15.7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占比13.76%,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占比10.92%;第一减排潜力梯队部门多为能源供应类部门;第二减排潜力梯队部门多为服务业和交通业等生产链下游部门;第三减排潜力梯队部门多为传统行业。     

东北地区碳排放强度驱动效应测度研究

完美迪氏指数分解(LMDI)将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解为技术、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四个因素,结合东北地区碳排放相关数据对东北地区碳排放强度驱动效应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能源强度效应、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是促使东北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效应是导致东北地区碳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东北三省的碳排放强度变化的驱动类型为两因素主导型,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的驱动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