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多话语层面与阐释模式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在瓦莱里、海德格尔、萨特、列维-斯特劳斯等质疑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及强调历史文本虚构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本质上将历史文本看作"文学虚构"的"纯粹语言制品".本文通过对怀特历史叙事多层面话语系统和阐释模式的分析,重新透视历史叙事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试图为史学和文学批评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以叙事为主导的文学样式寻找理论依据.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

海登·怀特把历史话语看作是本质上与文学一样的语言制品,认为以叙事为主导模式的历史话语具有多层面的结构和意义,历史话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阐释因素,而历史阐释的基础又在于语言,尤其是转义运作.他还提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文学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文章认为,海登·怀特理论的最大缺陷并不是以往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是过于强调历史叙事的意义和阐释的随意性与主观性;我们既要警惕其理论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也要肯定其理论的独特贡献和启发性.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近二十年日常叙事困境突围的理论审思

1990年代的日常叙事在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及个性心理层面呈示了更高的真实性,文学也得以打开了新的言说空间.但其话语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同步”“共谋”甚至低于生活的弊病,亦使得不少日常叙事之作在美学方面又陷入了新的危机.文学作为审美救赎和精神超越的功能性被悬置起来,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健全的日常叙事,离不开对日常生活完整的审美观照和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同样也不能摒弃与国家民族、社会人伦等文学传统相通的精神联系.当下的日常叙事,不仅需要在话语主题方面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的遇合,其美学构建也要在生活复杂性与艺术创造性的融汇方面用力,同时叙事伦理亦需保有对现实的理性介入与批判超越的自觉态度.     

论《世说新语》叙事的新变与传承

魏晋时期 ,中国古典叙事在子史文体中发生了从“纯粹”到“模糊”的转变 :子书中充斥“谰言”“琐语” ,史部大量出现“杂史杂传” ,由此为叙事突破子史走向文学提供了契机 ,有一部分叙事渐渐脱离了实用———纪传褒贬 (历史 )、说理工具 (子书 )———而走向审美娱乐 ,文学性叙事作品由此产生 ;而《世说新语》在对以往叙事作品的分辨中认同了文学性叙事 ,因此决定了其基本叙事特征 :超越功利目的、以审美态度进行、以意象塑造为主体 ;但由于其材料来源和体制均脱胎于子史 ,因而又和它们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如“实录”精神、“全景”意识、“写意化”叙述等。     

“真实“的分析:以“新写实小说“和“先锋小说“为例

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和“先锋小说”,无论在文学表现形态即表现、叙事语言、叙事策略等方面,还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上所进行的深层次审美探索,都是对传统真实性理论的革命性冲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审美姿态已不是唯一的选择,以小说叙事方法、叙事策略的变化为潮流的文体革命率先把人们的阅读带入新的视野。对“真实”这一文艺理论中富于思辩性命题进行重新考察,有助于理清创作主体、真实性、小说叙事的基本     

“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呈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特定的历史观念成为规约小说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这是一部“创世”史诗。在小说中,开天辟地的土改运动打破了古老乡村那种非历史的自然和空白状态,千年循环的时间轨道发生了“断裂”,由此更生出真正的历史起点和一个崭新的世界。丁玲以文学的形式对新的历史行为进行跟踪,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想象和建构着历史。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以“沈崇事件”的叙事争议为中心

个人叙事是构建历史真实的重要素材之一.历史学者谢泳发表的关于“沈崇事件”的演讲引发了诸多以个人叙事的形式出现的批驳之声,为研究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案例.本文从叙事表演的角度,通过分析被述事件的叙事情境、叙事者的身份构建以及叙事手段的使用等要素,重点审视有关批驳谢泳演讲的个人叙事.本文认为,个人叙事对于事件的重构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叙事者身份及其依靠的主流价值,而是有赖于讲述的准确性、逻辑性与完整性.     

图画叙事与文学叙事

本文着重考察图画叙事与文学叙事之“事”的存在状态。图画叙事是借助其物理图像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张力 ,凭籍人的视知觉及想象力形成家族艺术图像并加以串接来完成。文学叙事则是借助其语言文字的意义 ,在人的想象力参与下“立象”并加以突破而达至“境”来实现。尽管因艺术图像的构成及串接突破方式不同 ,造成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叙事各有优劣 ,但它们都创造了“事”之存在的虚幻世界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研究现状与展望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学资源宝库,其中既有东亚各国的国别文学,又有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东亚文学交融,特别是“抗日”这一东亚文学的共同主题更加彰显了抗日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东亚各国的抗日叙事文献资料,通过东亚叙事的比较研究,阐明东亚抗日叙事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东亚人民正确认识东亚近现代史、弘扬东亚精神、强化东亚文化认同、构建当代东亚文化共同体提供历史文化依据。     

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本原的存在——《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序言

经典的神话研究将神话叙事的真实性和神圣性建立在人的信仰心理的现象基础上,随着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变,神话叙事的真实性和神圣性丧失了人的信仰心理的支持。本文试图论证: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超越(本原)性存在形式,因规定了人的人性统一性的本质和起源,而对每一个人的"永恒的当下"存在都客观、必然地有效,不会随着人的存在现象的时空条件的改变和人的心理现象的变化而丧失其真实性和神圣性规定。     

文学的与历史的:对两种叙事方式之关系的思考

文学和历史两种文化门类有着共同的源头,二者在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紧密相关,相互影响。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代学科划分极为突出这两种叙事方式间的差异,而在反思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又似乎变得模糊起来。那么历史叙事能否与文学叙事合流呢?处于二者之间的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是否能够体现出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呢?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批评的意义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包括历史话语自身的虚构性,历史真实性包含的主观因素和不稳定性,以及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再现模式和意义揭示相关等.借助怀特的理论,本文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在精神实质上质疑传统历史的真实性和颠覆传统的历史观,其历史真实性很薄弱,在文学真实性方面则有重要贡献.     

城市环境历史的叙事选择——以衰败叙事为中心的讨论

自书写城市环境历史伊始,书写者便游弋于不同的叙事选择。20世纪以来,在城市环境史的叙事中,衰败叙事长期是许多学者关切的重点。然而,爬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史学著作,则会发现在汗牛充栋的城市史与环境史文本中,并不只有进步叙事与衰败叙事,还有希望叙事。希望叙事是对衰败叙事的反思和挑战,是满怀希望的批判性叙事,也可能是城市环境史叙事中替代衰败叙事的模式。而左右“衰败”与“希望”的是资本。资本在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席,在将来的历史叙事中也不会缺席。资本既有破坏力,也有创造力,是为历史叙事中的“资本统御”。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