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与“方式”的统一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概念,这组概念在2013年6月22日至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再次强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既是实施“法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实施“依法行政”的关键和重点,更是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深刻的分析研究可以消除对“法治”的模棱两可的意识,便于在全社会形成“法治社会”环境。     

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实践特点透析

文章对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实践所呈现出的若干特点进行了归纳分析,其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改革和创新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十八大以来国家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的主旋律和突出特点。反腐倡廉过程中强调和重视法治精神以及重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表明了我国党和国家在腐败治理思路和模式上的重大创新。     

以法治思维方式反对腐败——基于A、B两市的实证研究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也是反腐败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持续推进反腐工作的重要保障。在构建法治方式量化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A、B两市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状况进行评价,并提出推进法治思维方式反对腐败的建议。     

走向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限度及其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将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更全面和体系化的高度。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治理理念使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治理创新展示了众多创新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力量发展有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社会自主治理、有效性和持续性、创新动力与激励等发展限度问题。从改革的方向来看,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应走向有序可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发展模式。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     

论预防和化解广州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

广州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面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维稳压力。传统维稳方式从治安和舆论两方面入手,实施"抓、压、堵截、监控"等刚性维稳做法,社会效果欠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本文通过分析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社会矛盾的现状和原因,提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以期为建设幸福广州提供对策。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域下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研究

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传统国家管理理论进行创新解读,认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应在坚持法治的大前提下,以形成网络自治的理想局面为期许,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的利益以合作、竞争的方式共同参与治理,推进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对多中心理论的创新认识和实践领域的合理、合法地运用,为国家治理寻求新的路径,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模式。     

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先确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都显示出了不适应的特征,频繁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思考社会治理方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对这种治理状态的超越必须拥有一种不确定性思维,即扬弃一切用确定性的思维应对不确定性现实的方案,转而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法治秩序是谋求确定性的结果,而道德秩序恰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秩序.     

论全球法治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

当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多元化治理模式得到广泛应用,社会治理呈现开放包容的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走法治化道路,面临法治化转向困境,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关键在于理念与路径的创新。     

《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法治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法治要义在于它是体现阶级意志性的良法,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是法治的生命力,法治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法治全球化助力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当代价值在于恪守以人为本,体现人民意志;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构建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全球格局,营造法治地球。     

改革深水区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应对与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呈高发态势,暴露出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长期疏离致使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一些社会个体境遇问题愈益突出和复杂,而基于传统管制思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对乏力。治本之策是立足“以人为本”,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构建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政府,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为民造福。     

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路径

在依法治国成为我国治国方略的条件下,政府需要通过法治方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因此,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的理念要培养法治理念、社会管理方式要依法管理、社会管理机制要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等法治途径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多重特征及其生成机制分析——以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标志着我国现代治理思维与模式的积极转变.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力量和载体.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笔者对深圳市20家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指出当前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正在经历生存、发展与可持续阶段的不同特征与现实困境,而社会体制缺陷、制度体系不健全以及社会基础缺失,是造成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呈现多重特征、面临多重困境的社会根源.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要在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的深化中凸显自身力量,借助社会工作行业组织与督导机制对社会工作的规范与引领作用,坚定落实机构自身的战略定位、角色定位及品牌定位,妥善应对发展的现实困境,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相应的使命.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已明确写入我国宪法,而直到今天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对法律思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概念。而法律思维是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应提高对法律思维的重视,并通过司法改革、普法教育等措施培养法律人及非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     

“全体同时到场”下的农村法治

中国法治现代化存在着＂全体同时到场＂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农村尤为明显。而现代化的思维有把一切制度化、普适化的倾向;在法治方面,则有法治浪漫主义倾向。这种思维忽视了中国农村相对于城市的异质性,忽视了对农村问题特质的关注。通过农村治理的溯源、现状描绘,疏理农村中的法治资源,从而对现有的法治模式进行反思,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辩证系统思维与社会治理及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探究

唯物辩证的系统思维,以差异基础上的适合为前提,以系统科学规律为依据,并借鉴系统科学在适合基础上所揭示的相关规律,系统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的进步发展,系统地构建合理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路径和方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发展中国家,其相应的社会管理和治理及其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站在辩证系统思维的高度,逐步走出传统社会管理意识的阴影,按照系统哲学与系统科学的原理及规律使社会管理和治理差异协同协调;就必须以现代辩证系统思维为前提,从全面、整体、系统的高度,在适合的前提下多层次多方位地把握社会不同的生活领域、组成部分、组织层次、社会分工,并形成系统化的社会治理意识与治理能力,据此实现整个社会管理和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从而展现出差异、适合、协同协调、全面、整体和系统化、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及其社会治理成果的现代化,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系统化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