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我国多元化、跨层级、条块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难以超越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的科层制窠臼,不兼容的政策目标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指令和行政规章出炉,背道而驰的政策执行引发区域和部门冲突,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政策网络既关注政策过程,注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互动和政策效果反馈,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又侧重结构边界互动,基于平行关系协调多元政府及社团利益,建构各级政府及社团间的伙伴关系模型,减少政策冲突的可能性。政策网络的兼容特质凸显,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对多个自主政策子系统整合叠加以消除负效应,在尊重信任、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各级政府及社团跨地域、超部门、多层级的无障碍互动,促成国家与社会、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之间、利益团体及个人价值的整合融通,形成多元伙伴型共同治理格局。     

地方治理与农民工保护

本文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并揭示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来执行的,但是如今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限制了地方政府在监管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本文还提出了如何将农民工进一步纳入地方治理结构,充分组合各种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建议。     

现代生态危机视域下的治理冲突与式微

现代生态危机不仅是企业转型发展问题,也是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问题。虽然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政治绩效最优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但在尚未形成比较完善而成熟的绩效考核体系之前,党政部门仍会以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为中心,还缺乏公共服务均衡化保护。在出现生态危机过程中,利益的纠葛与碰撞很可能触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此时党政治理模式的纯熟与否将直接影响社会矛盾与冲突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地缓和与化解。     

"亲流动性要素的服务型政府":形成机理与矫正策略——一种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民生问题的新视角

在政府竞争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受到流动性生产要素所有者"用脚投票"和普通公民"用手投票"两种机制的影响和制约.目前,这两种机制对中国地方政府所形成的压力是不均衡的,因而形成的是"亲流动性要素所有者的服务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一分析为解释和解决目前许多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等民生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视角.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

“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     

项目式协调:政府内部平级部门间合作发生的制度逻辑

政府内部平级部门间协调活动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沟通协调的制度设计一直是科层体系的短板。以B市人力社保部门组织实施技能劳动者项目制培训工作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在项目委托方(中央部门)目标设定由强激励动员型向强考核规范型转变的过程中,为降低技术治理风险,承包方(地方部门)实现了将纵向动员向横向整合的转变,即引入政府内部平级部门协调运作共同实施项目。项目式协调发生的制度逻辑可分解为:项目制承包方(地方部门)保留项目资金支配权和检查验收权,确立协调主导权;向平级部门让渡项目使用激励权和过程监管权,与平级部门确立主从项目式协调关系。项目式协调为平级部门间合作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制度逻辑,并可产生意外收获,形成责任分担、政绩共享的协调运行机制,为平级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创造了条件。     

公共服务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公民参与

中国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随着政府的转型也正在由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计划体制下公民参与模式是＂官僚—动员＂模式,治理方式是管制型治理,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为＂自愿—权利＂模式,治理方式是公共服务型治理。公民参与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过程中参与内容由参与实施转变成参与安全需求表达、参与社会治安决策和实施、参与防控体系绩效评估。新型参与模式与公共服务型治理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和动态平衡。     

府际税收竞争的财税法审思

府际管理以多方参与为特征,以互动博弈为手段,以区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是政府关系梳理的有效范式。府际治理作为解释政府政策与行为的一种分析方法,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是政府组织重塑、政府政策革新、政府行为再造的风向标。以府际关系为理论分析范式可将税收竞争分为纵向府际税收竞争、横向府际税收竞争、斜向府际税收竞争和跨域府际税收竞争。通过理论考察与实践解析探明府际关系的规律,明晰府际税收竞争的原因、方式与路径,认为地方财政能力的提升不仅应重点关注静态的制度调整,还应将动态的税收竞争纳入分析范围,并提出以区域合作机制重塑府际税收竞争模式,以财税法律规范府际税收竞争行为,以公私合作制消弭有害税收竞争动机。     

财政分权下西部高等教育地方政府供给机制激励困境与制度创新

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多样性,在我国M-型经济组织结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为政治前途势必顺应偏重于GDP的政绩考核机制,重物质基础设施,轻人力资本投资,挤占公共教育支出.同时,由于初始经济禀赋、区域经济总量以及经济结构等的差异形成财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政策协调能力、税收返还谈判能力等方面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这使西部在财政竞争中总是处于劣势,财政分权的“趋好”竞争效应无法取得像东部的业绩,反而强化了财政分权的“趋坏”效应,更加忽视地方性公共服务需求,进而导致西部高等教育供给的激励困境.因此,当务之急要对西部高等教育政府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考试评分标准变异：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为例

已有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对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委托方和管理方的分析。本文在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中的评分标准变异现象为个案，分析不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的治理模式以及委托方、管理方与代理方的三方博弈。研究发现，尽管该类型的治理模式接近高度关联型模式，但三方不属于同一官僚组织体系，缺乏行政约束，增加了谈判与博弈的不确定性。其影响有二：第一，委托方与管理方存在目标设定分歧，导致委托方在掌握激励分配权的前提下，分割检查验收权，保持对政策执行过程的任意干预能力；第二，代理方的行为偏好得到委托方与管理方的反馈，形成相应的调节机制，对委托方和管理方产生逆向影响，使三方对政策执行的理解渐趋一致，从而导致评分标准发生变异。     

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策执行——对“政策执行悖论”的一种理论阐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政府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嵌入性概念的引入有利于分析政策执行者所处的关系网络,建构解释政策执行悖论的总体面相。在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制度规约下,政策执行者在纵向和横向模式的交叉点上执行政策,前者是一种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作为基础的行动逻辑,后者则是以人缘情感为准则的行动逻辑。如果正式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无法有效契合,尤其当正式组织深陷于人缘化社会关系时,政策执行走样将在所难免。     

基层国土执法的困境与逻辑——以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拒斥为视角

基层国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直面普通民众、地方政府、高层国土部门、社会舆论等不同主体的诉求和目标,而其本身的执法目标在这四者形成的压力型结构下受到挤压,从而产生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拒斥现象,导致执法目标发生偏离.为了应对技术监控和逃避问责机制,基层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走向共谋,一方面将土地违法面积控制在不被问责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手段将违法土地合法化,另一方面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对一些土地违法现象进行处理.     

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型——基于FDI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竞争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下的典型现象,但近年来我国的恶性招商引资竞争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因此有必要对招商引资竞争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和规范,并逐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转型。通过1999—2009年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竞争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提出针对当前我国政府模式转型的相关对策建议。     

行政发包制

本文试图论证行政发包制在中国作为一种分析政府间关系、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理论框架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价值和意义。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既有别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也有别于纯粹的外包制,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形态。行政发包制在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维度上呈现相互配合和内在一致的特征,适合概括中国政府间关系和治理模式的长期稳定而鲜明的特征。提出行政发包制,有助于重新解释许多有关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和现象,同时也可以揭示一系列未被现有文献系统关注的政府现象和问题。本文还将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理论结合起来,从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展关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分析深度和广度。     

浅析政治认同与地方政府绩效的关系

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看成是一种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空间,政治认同正是这个空间中联系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纽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公众基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对其权威的认同,是作为政府社会资本的政治认同,是区别于传统政治认同而存在的,它为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提供了秩序保障、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政治认同有利于规范社会公众行为,提高自治能力;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促进合作。政治认同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营造和谐的政治环境的基础,是提高地方政府绩效的前提条件。     

公共服务合同制供给的制度变迁——广州市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案例研究

公共服务合同制供给是近年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重要制度取向，但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亦引发了对合同制供给模式的质疑，并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逆向合同承包的改革。本文针对社区卫生服务合同制供给制度变迁的个案研究表明，低成本购买、可竞争市场的缺乏，以及卫生服务机构作为软部门的专业性特质等因素导致了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要解决合同制供给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不能简单地回归权威制供给的制度模式，重要的是从治理转型的角度推进合同制的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

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在竞争中是根据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或约束来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约束机制的弱化及缺乏助长了地方政府竞争中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税收和规制竞争等竞争失效行为,并导致或加剧了地方治理失效.     

论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失序的“核心行动者”逻辑

经济性特区作为中国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承载着"先行先试"的导引功能。近年来,经济性特区治理困境因经济转型而日益显现。要化解治理困境,必须实现治理体制的相适转型,从而动态地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然而,不少经济性特区的治理体制未能实现上述要求,内在表现为体制变革的失序,外在表现为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回归或滞后演进,这使经济性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阶段性体制效能难以发挥。在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的探讨中,应突破传统"结构研究模式"的思维局限,树立基于"核心行动者"逻辑的研究思维。鉴于地方政府作为纵向权力运行的"中间版块"已日益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里的核心行动者一般指地方政府起主导作用的行政官员。在经济性特区治理场域中,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易陷入三重"锁定"之中,并易受制于四种制度效应,从而引致行为惯性的生成,这是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失序的内在成因。     

地方治理视域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研究

近年来,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愈加引人注目。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情绪、态度和看法,既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基于此,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实施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应采取的策略为:根据舆情演变规律,在事前的信息搜集、事中的信息分析和事后的信息归纳整理的整个过程中,注重网络舆情的引导和信息技术控制;纪检、监察、司法、安全等部门密切协作,对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诉求进行有效整合与合理规制;塑造责任制度环境,形成从决策层、中层到基层的刚柔并济的治理路径;建立反腐倡廉网上信访制度,实现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以维护和提升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