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末端基础。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执政党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现有效领导与引领的基本方式。党群服务中心是落实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要平台。新时代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社区灵魂,注重顶层设计,同构党建与治理"命运共同体";必须创新党建引领的理念愿景、服务方式及民主协商形式,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履职能力;必须优化体制建构,加强组织意图渗透,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完善社区治理法治体系,形成社区多元依法治理工作合力;必须整合基层组织协同治理的资源基础,并贯穿于制度与智能的武装,打造铿锵有力的专业化基础治理队伍。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备多层级的体系和治理架构,但随着主权国家治理需求的转向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殊性,治理行动明显呈现出区域化倾向。海洋环境治理的区域化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去全球化状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不利于基于整体性理论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整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多层次利益诉求,通过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区域"统一的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多层治理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现状、困境与变革

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多样化和治理方式多维化推动着南海海洋治理架构向多层治理模式演进。但多层治理权力的竞争加剧、多层治理机制的分布失衡以及多层治理目标的分歧扩大凸显了多元行为体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进而对南海海洋治理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协调多元行为体在南海海洋治理实践中的利益关系,需要以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方式、区域海洋治理的立法模式以及南海海洋治理的实践特点为参照,推进南海海洋多层治理架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法律框架完善和议程设置优化,从而解决多元行为体参与南海海洋治理意愿不足、规制缺失和行动不足的难题,共同维护和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地方治理视域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研究

近年来,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愈加引人注目。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情绪、态度和看法,既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基于此,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实施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应采取的策略为:根据舆情演变规律,在事前的信息搜集、事中的信息分析和事后的信息归纳整理的整个过程中,注重网络舆情的引导和信息技术控制;纪检、监察、司法、安全等部门密切协作,对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诉求进行有效整合与合理规制;塑造责任制度环境,形成从决策层、中层到基层的刚柔并济的治理路径;建立反腐倡廉网上信访制度,实现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以维护和提升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流动人口议政议事的民主法治价值及其实现——以台州市路桥区为个案的研究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也是构建基层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路桥区流动人口议政议事,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新载体,扩大和发展了流动人口有序政治参与,推进了基层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且有效平衡和调处了流动人口之间、流动人口与当地群众之间等不同群体的政治诉求、利益关系,促进了和谐社会在基层的建设实践。     

基层社会矛盾的成因与化解机制探析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基层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因为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与管理者能力缺失,利益主体和格局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与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失衡,民众的文化心理、不同宗教信仰等带来的行为差异以及宗族势力、家族势力等各种潜在的非正规组织势力与社会管理不善等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应着力从提升基层政府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矛盾处理合力、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司法效能、强化公民素质、完善监督制约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构建一个和谐、有序、高效、安全、经济、系统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运行机制,惟此方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     

“活”的城市与“被看见”的人——城市大脑的实现逻辑以及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法的影响

城市大脑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以数据调取和利用为关键，高度关注个体权益保障和现实诉求。它以城市作为治理单元探索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经历了从技术应用、场景突破到学理提炼的演进过程，如今到了新的瓶颈期。对其形成掣肘的是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和传统行政法，为更好地保护个体权益并提升国家和地方治理水平，行政组织、行政编制、行政职权、行政程序和纠纷解决机制等都面临革新。     

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本文概括了当前我国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指出了当前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及数据应用三方面存在不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进而提出破解路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从数字政府全局谋划,以市域大数据和智慧城市角度出发,聚焦城市治理大格局,通过加强顶层谋划、推进制度完善、完善应用支持、提升应用大众化、加大资源保障五方面着手,回应基层关切,让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见实效,实现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品质化,以此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员议事提案制”与党内民主建设——浙江省景宁县调查

本文以浙江景宁县＂党员议事提案制＂为案例,揭示了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中国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新空间。在＂党员议事提案制＂制度安排中党员与党委形成了正反双向的良性互动的反馈机制,创造了在党的有效领导下的有序民主化地方经验,将人民民主建设与党内民主建设紧密地、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实现基层党内民主建设持续、稳定、有序发展。     

妥善处理利益矛盾 健全利益整合机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仍然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化解和正确处理方方面面的利益矛盾。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包括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双重嵌入: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重庆市N社区的实践

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是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治理中,草根组织的有效参与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及在社区层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得以落地的关键.契合我国的制度情境和社会基础,本文构造了一种以"政治嵌入"和"邻里嵌入"为分析维度的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重庆市N社区治理实践中草根组织参与治理的发展现状,刻画现阶段...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研究

作为我国空气重污染区之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迫在眉睫。空气污染的区域性和外部性,使得构建和完善跨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本。虽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有联动治理空气污染的相关政策和相应组织制度安排,但现阶段京津冀政府间合作存在着浅表化及碎片化、低制度化、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化等问题。三地发展不平衡及环保诉求的不同、跨域机构权威性的匮乏、利益协调及补偿机制的缺位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完善区域环保的统一标准和联动监管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设立权威性的区域协调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是提升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绩效的可能路径。     

构建"五社联动"新模式奏响社区治理"大合唱"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积极探索构建"五社联动"治理新模式,推进"五社"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有效促进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 强化党建引领,夯实"五社联动"平台力量.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印发《关于夯实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体系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实现党的组...     

创建“平安天津” 着力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通过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健全完善基层平安建设长效机制;通过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力争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通过构建以警防、民防、技防为主要内容的动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对全市社会治安局面的有效控制。为进一步提升天津市平安建设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今后应当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综治合力、实现齐抓共管,并着力构建现代治安防控体系。     

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思考

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被赋予的行政权力性质(党政不分以及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一体化)造成它与国家和基层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利益)竞争关系,致使其权力时常处在国家控制和社会监督之外。因此,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将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完整地纳入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统一的政权体系当中。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