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优化进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一条是合理配置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法律依据及规范指引,指明了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阶段性、监督性及独立性特征。由于该条文的概括性及抽象性,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理念偏差、运行依据缺失、运行阶段模糊、强制措施缺位。检察机关在恪守关联必要原则、客观中立原则、经济及时原则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从立法上明确法律依据、限定行使范围、完善程序规则,并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反制措施”、提升调查素能,以规范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     

对民事执行中检察院抗诉权问题的探讨

目前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法院错误或不合理的裁定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相关当事人的权益。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部门，有必要有义务对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对法院违法、错误裁定，赋予检察院抗诉权，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相关权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气候资源的权力与权利：基于公共财产属性的构造

气候资源不是《宪法》、《物权法》上明确列举的国家所有权客体,也不具有权利客体的特征。气候资源与国家所有权客体在权利归属、表现形态、使用方式、存在目的上存在较大差异,乃是一种公共财产。基于公共信托理论,国家是公共财产的受托人,对气候资源行使诸如气候资源规划权、保护区设立权、纠纷裁决权及开发利用行政许可权等管理权。因为气候资源不是国家所有权客体,源自气候资源国家管理权的民事主体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乃是特许物权。气候资源特许物权具有公私兼容的性质,既具有公法性,又具有私法性。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隐忧与制度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实现了从理论探讨到试点推行再到全面实施的积极进展.在社会舆论的一片赞誉声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面临着违法事实难认定、公共利益难衡量、调查核实权乏力、诉讼处分权模糊等现实挑战,存在试点过后案件来源堪忧、公益诉权被滥用、法律责任实现落空等实践隐忧,需要从明确案件来源、充实调查核实权、明晰调解规则、增设撤诉条件、严格责任追究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普通程序审限制度的缺陷与民事诉权的滥用

普通程序审限制度与民事诉权运作存在关联.认识诉权滥用的应有属性必须坚持既要惩治诉权滥用人,又要从诉权的目的出发,将民事诉权的行使维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而不至于令民事主体对诉讼望而却步这一指导思想.民事诉权滥用行为对普通程序审限制度的固有功能会产生干扰、阻碍甚至破坏普通程序审限制度对诉讼效率的维护、对诉讼正义的满足、对诉讼经济的追求以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等固有效能的发挥.由于我国现行普通程序审限制度在立法设计以及司法运作领域尚存在缺陷,一定程度上造成诉权行使的有效监控与制约手段不尽如人意,也为个别当事人滥用诉权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现行普通程序审限制度面对诉权滥用行为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窘困.为此,只有正确认识民事诉权滥用的属性,兼顾民事诉权运作改良普通程序审限制度才是一条有效的规范化路径.     

老挝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案十大亮点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老挝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中国作为老挝第一大投资国,加强对老挝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的认识和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2年7月4日,老挝通过新的民诉法修正案,扩大了法院非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将调解上升为民诉法的原则;细化检察机关民事检察权行使的操作性;增强了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加强了证据立法;增加了执行程序和非诉程序;加大了强制措施力度;完善了再审程序和涉外诉讼程序。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无偿转让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本质是财产性权利,可以依法转让.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兼资合性,使得其设计出特殊的股权转让制度,即持异议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制度.但是,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存在一定的前提条件,当股权无偿转让时,优先购买权会因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能行使.本文探讨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无偿转让与优先购买权的关系,具体分析了股权因继承、赠与、夫妻财产中股权分割等产生的各种无偿转让的情形,建议立法对这几类情形的股权的无偿转让方式予以明确规定.     

新形势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理性思考

新《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等法律、司法解释的颁布,使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本次民诉法修改对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权能、权力实施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的规定过于保守和粗陋,使得该权力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受到阻碍。这种弊端导致了检察机关内部职能行使的模糊及与外部权力关系的紧张,也损害了诉讼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鉴于此,本文将以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为目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历程,立足于新修改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运行现状,分析问题的成因,提出以观念上更新、立法上丰富权能,体制上实现权力平衡和权利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权力架构模式。     

论合同的中止履行

所谓合同的中止履行是指先履行合同债务的当事人，在有证据证明对方出现了可能难以履行对待给付义务的客观情况时，暂时停止债务履行的法律行为。它是法律赋予合同当事人一方在对方出现法定的客观情况影响合同债务履行时所享有的一项权利，也是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出现的法定情况可能导致其不必要经济损失而采取的一种自我补救措施，是一种有条件行使的自助权。一关于合同的中止履行问题，从传统民法体系建立之日起就已经在事实上存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将其称之为不安抗辩权的行使，这些国家一般都规定了不安抗辩制度。如１８０４年…     

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

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新型权力,但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设计仍留有空间。鉴于检察实务需要,本文对调查取证权的由来、不足等进行了初步探析,提出了相关制度建议。     

特别防卫权不可滥用--析一起将入室盗窃的犯罪分子打死案

刑法第 2 0条第 3款规定了“特别防卫权” ,但实施“特别防卫权”必须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或“致命性暴力”的存在为前提。同时 ,“特别防卫权”也应有“必要限度”的限制。否则 ,毫无约束的“特别防卫权”会助长公民滥施私刑 ,导致刑法偏离公正轨道 ,从而动摇国家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和存在根基。     

司法裁判视野中的祭奠权:性质、行使与法律保护

祭奠权属于法定权利之外的新型权利,其在性质上属于具有身份特征的人格权而非身份权。祭奠权主体不限于死者的近亲属,近亲属之外与死者生前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人,死者的直系非近亲属,以及死者子女的配偶或死者配偶的父母都属于祭奠权的主体。祭奠权中对身份性要求较高的权益的行使具有顺位上的要求,其顺位应该以亲等为依据进行构建。现行民事立法实质上确立了对法定权利与非法定权利不同的保护模式,法律对法定权利的保护侧重的是力度,而对非法定权利的保护则侧重其密度。祭奠权在被上升为法定权利之前,不能够获得与法定权利同等的保护,只能够诉诸基本原则、一般条款等不确定概念,并借助自由裁量权和类型化的思维获得法律最低限度的保护。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初探

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形式。民事检察制度在国外已有较长的历史,我国建国初期法律上曾确立过民事检察制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制度被取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法制建设的逐步发展,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但民事检察制度并未恢复。本文从民事检察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渊源、民事检察制的内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和参与民事诉讼等方面对民事检察制度作了探讨;主张恢复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以促进廉政建设。     

浅论个体语言权及其立法保护

个体语言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个体语言权立法《通用语言文字法》存在着不以保护公民的语言权为立法目的、对个体语言权与群体语言权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对个体语言权内容的规定不全面、对于行使个体语言权的场合规定得过于笼统等问题。应在进一步探讨个体语言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借鉴国外个体语言权立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民事虚假诉讼的频发对现有的法律漏洞提出了挑战,针对其产生的原因应该从完善民事程序法、民事实体法和刑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具体的措施是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法院更强的审查权、在民事责任法中规定虚假诉讼者承担侵权责任、在刑事法律中引入虚假诉讼罪.     

论民事权利保障与民事公益诉讼

现代民法的社会妥当性之价值取向要求民事权利扩张。应将环境权、消费者安全权等作为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加以私法保护,并扩张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民事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适应了现代民法权利保障的要求,并在实践中应运而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主权构成:对主权理论的再认识

依据主权本身的所有与执行的二重权能以及主权内涵的历史演变 ,将主权从构成上区分为主权所有权与主权行使权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既相互区分 ,又相互联系。其区别表现为两者在权能、地位、主体、性质等方面的不同。其联系表现为主权所有权是主权行使权的基础 ,而主权行使权又是主权所有权的权能体现和实现形式。依据分离是否是主权所有者自愿进行的这一标准 ,主权行使权与主权所有权之间的分离模式有主动分离和被动分离两种类型。主动分离有利于主权所有权的实现 ,而被动分离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对主权所有权的损伤。研究主权构成对于主权理论的研究和对主权现象的分析 ,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思美国建立条款的严格分离解释——从内在于信仰自由权的善角度

严格分离解释一度促成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内部建立条款与自由行使条款之间的张力。在理论上,认识到信仰自由权的正当性不仅仅源自于个人自治与选择自由,而且,宗教本身及其促进的各种目的的道德重要性也是我们保障信仰自由权的理由,才能对建立条款的严格分离解释构成实质性挑战,支持对建立条款的仁慈、包容解释,真正不偏不倚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充分实现自由行使权和平等的选择自由。     

子女姓名权:内涵检审与制度建构

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内蕴伦理情感、性别观念、社会风俗与立法理念,经历了由父权家长制向父母平权、亲子平权的过渡与转型。现当代各国民事立法关于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大多采集中立法、分别立法、分散立法和单行立法等模式。我国民事立法关于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应采分散立法模式。即有关子女姓名权的法律规范,应分别规制于我国民法典总则编或人格权编与亲属编中;除应对子女姓名的决定、行使、变更作出一般规定外,还须对不同亲子关系中的子女姓名权的行使规则作出特别规定。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领域被遗忘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便利也带来信息失控的风险,从而必然产生对被遗忘权的需求,刑事领域也同样存在被遗忘权的适用空间。然而刑事领域的被遗忘权可能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犯罪控制等法益产生冲突,面对冲突不同国家从立法到司法层面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被遗忘权的适用情形及其限制条件,可以对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边界确立提供参考。通过"申请+审查"的被遗忘权行使模式,可以解决其与公共安全、司法公正、人权保护等的矛盾。我国目前在司法中尚未承认被遗忘权,但刑事立法中已有被遗忘权的某些原始样态,可以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并审慎地拓展其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