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译作与创作中幽默元素的互文性研究

杨绛译作和创作中的幽默品质既有内在的强关联性,也有外在的差异性,其译作和创作的幽默表达风格形成一种典型的相互反哺关系。在译作的幽默风格影响下,杨绛自身的本我智慧与悲悯情怀的乖讹化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她慈悲冷峻地注视众生,笑中含泪地铺展幽默,睿智达观地行走世间。她丰盛、平静而又多姿多彩的文学精魂和幽默品质,留存在她的著作和译作中,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杨绛：情感含蓄与大家气象——儒家美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个案研究

儒家中和审美意识要求艺术在表现情感时含蓄节制,这种审美传统对中国当代作家依然有很深的影响,杨绛作品就表现得非常典型。杨绛作品情感含蓄的表达已达到极高的审美境界：大家气象。其大家气象背后又渗透着中国式的人生智慧与境界,同时杨绛作品又彰显着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现代改造与突破。文章的一大收获在于通过对儒家美学的深入剖析从一个方面阐释了中国文化传统影响下的杨绛作品大家气象的成因。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举重若轻 超凡宁静——杨绛散文《干校六记》与《丙午丁未年纪事》的境界

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杨绛是独特的,她淡泊而睿智,宁静而坚韧。她的散文满纸情语、谐语和谑语,不作愤懑言,而读者却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中的悲欢;她观照冷静,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锋芒内敛而不动声色,沉静诙谐又宽容优雅,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达到了一种举重若轻、超凡宁静的境界。     

洄溯与重置——《废都》的再解读

贾平凹以一部《废都》扰乱了文坛,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堡垒,《废都》彰显的是90年代历史语境转变时知识分子在物欲时代撞击下的逃逸和陷落,＂动态＂呈现了＂非规范化＂的知识分子图像,作品中的＂性＂则被作者抽象俨然成为指认男性自身价值的＂浮标＂,而作品中的＂女人＂则回到服从于男人的主体维度上,成为女性自身身份的失语者。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激情的张扬与沉潜——王蒙小说的“弥赛亚”情结

“弥赛亚”是王蒙在小说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独特意象,通过探讨“弥赛亚”所寄寓的复杂蕴含,可以梳理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王蒙作品所展现的对革命狂欢的赤诚赞颂到对知识分子“救世主”神话标榜的冷静反思,再到深刻质疑“弥赛亚主义”的一个精神历程.这既是王蒙作为知识分子自审和自救的心灵历程,也是王蒙文化心态发展和自身的历史定位调整的过程.     

城市“垃圾围城”的治理规制

城市生活垃圾既是被人们弃置的固体废物,也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及处置措施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的处理手段主要包括填埋、堆肥、焚烧、分类回收等几种,但效果不佳。为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在处理垃圾问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城市垃圾问题的内生特性提出了特殊的制度需求,一些环境法制发达国家在处理城市垃圾中的立法,也为我国完善垃圾规制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浅析《围城》中第三人称代词的翻译

翻译是一种双语言艺术,它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文作者思想的过程。好的翻译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但由于汉语和英语本身语言系统存在的差异性,翻译不可能做到字对字、句对句的完全工整。代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的一部分,小说文学语言表达中有着指称衔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翻译及两种语言的对比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汉英对照阅读《围城》发现,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多使用"零回指"的衔接手段,与译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截然不同。而译者在汉译时灵活处理英汉人称代词的不同使用习惯,使得译文语言规范,清晰易懂。     

“文革”前十年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考析

文章论述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两起两落的曲折发展过程，分析了这十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和曲折的原因。认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前提，要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论后金时期的“巴克什”群体

“巴克什”是后金时期对女真族文人的称呼 ,分为一般低级文职役吏和“赐号”贵族高官两种 ,他们共同构成了后金时期的女真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中前者管理钱粮账目 ,记录文案档册 ,教授文化知识 ;后者创制满文 ,翻译汉文典籍 ,通使往来。他们对后金 (清 )政权的巩固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拒绝游戏”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戴锦华

戴锦华对自我角色的定位是清醒的,她以＂拒绝游戏＂来定位自己的志业选择,也以＂女性主义＂来诠释自己的思考方向、批判精神。在消费社会和学术科层化管理渐趋成型的时代氛围,像戴锦华这样的坚持,其实解剖的不只是自我精神世界,更重要的乃是指向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属以及学术终极关怀问题。但愿从知识分子戴锦华的一个侧面,能看到当前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性处境。     

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论钱锺书与比较文学的真精神

钱锺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坚决的反中体西用论者,具有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对于其重中西互证的文学研究也有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明确认识,如他上承郑樵、章学诚为学贵通之说所提出的打通论即是重要体现。概而言之,钱锺书的研究方法无法以比较文学方法论涵盖之,但他在文学研究中突破中西、古今、文白、雅俗及学科、文体分际等诸多藩篱的出位之思,却又充分体现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的真精神。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     

土族“除王蟒”传说与女性的社会化研究

"除王蟒"是流传在土族地区的一个传说,有着多样的文本面貌和流传语境。通过对传说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类型的传说在土族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中承载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即记载女性鲜活的生活历史;表现女性饱满的情爱心理;表达女性对社会公正的深度渴望。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中两种价值取向和两种思潮 ,而这两种思潮的代表作家的创作倾向 ,又与古希腊文化中斯巴达精神和雅典精神发生某种契合。本文从较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 ,来探讨这一有趣的文学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