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粤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实证研究

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分企业家和一般公众的重要标准,并且受到地域文化差异的强烈影响.根据企业家和公众的效用函数,他们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获得效用是存在差异的,地域文化差异也对社会责任感具有影响.作者运用浙江和广东的问卷调查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家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与公众相比不具备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倾向;文化差异对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有显著的影响,浙江企业家社会责任感高于广东企业家;除了身份和文化差异,受教育年限也对社会责任感产生影响.     

政府制度创新与行政服务中心建设

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是一种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公民参与的政府制度创新活动。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具有政府制度创新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协调、防范"悬浮式"改革问题及注重公众参与作用等。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应加强行政权力的集中整合,建构行政服务局,扩大公众参与。     

行政效率的底气从何而来

“十二五”规划已经实施一年余，宏观大计的推进总体无虞，但微观存忧；“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多套方略被同步刷新，但细部当虑。冷静并理性观瞻，行政效率与政府口碑关联，行政效率与公众评价牵扯。行政效率若没有放到行政机关运行的首要位置，则公众进一步知晓政府行为的规则和方法将会打折扣。     

利益均衡视角下的环境保护模式创新——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失衡是当前我国环境问题的突出成因.社区环境圆桌会议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创新模式,其通过公众与政治企业家、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结合,以及会议带来的公众组织化和参与能力的提升,可以推进环境民主,改善环境质量,逐步趋向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均衡.从江苏的实践情况来看,社区环境圆桌会议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创新模式,其顺利实施有赖于一系列制度安排:政府主导制度、激励机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专家支持系统、公众组织化促进机制和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约束机制.     

企业家的信任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粤两省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浙、粤两省的企业家和公众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分别选取被信任程度(Trustworthy)、信任他人程度(Trusting)和信任的区域歧视(Region Discrimination)3个指标来刻画信任观,并建立了包括地区、身份、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在内的6因素模型来测度信任观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家虽然比普通公众较少考虑交易对象的籍贯,但企业家的被信任程度和信任他人程度在统计上与普通公众未呈现出显著差异;浙江地区信任他人程度显著高于广东地区,但在被信任、信任的区域歧视这两个方面,浙江、广东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信任受到性别、年龄、教育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不完全契约式改革、企业家精神与苏南模式的演进

苏南模式的演进及其成就是在企业家精神与不完全契约式改革的选择性亲和框架下实现的。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发展进程中无法预料到未来的各种情况,使得改革的前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苏南社会内部蕴藏的企业家精神恰好能弥补这一不确定性,进而形成最有效率的改革路径。在速度化、非物质化、分散化和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苏南必须继续加强制度创新,构建一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竞争规则体系,从而降低未来改革发展的不确定性,鼓励企业家的创新行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家精神和不完全契约式改革的选择性亲和。     

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当、合理的三纬度考量

从我国改革开放中先后进行的四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来看,重点是围绕着下放权力和转变政府职能进行的。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创建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政府行政的宗旨,强调要把公众放在政府工作的突出地位,对公众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满足于追求行政组织的自身需要。就目前来看．从理论纬度、现实纬度、伦理纬度出发,考量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效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企业家的认知、情感与企业家创新行为——一个反馈过程模型研究

本文的研究从企业家的认知与情感的主要理论解释出发,结合信息反馈过程,给出一个关于企业家的认知、情感与企业家创新行为间联系的概念框架.结果认为,企业家的认知是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基础;情感的作用便于企业家设定目标,达成创新意愿,并在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形成中起中介作用;客观的约束和促进等境遇因素则在企业家的创新意愿转化为创新行为时起调和作用.     

企业创新驱动因素及其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

本文基于63家江西企业调查数据,从全要素创新的视角应用结构方程实证研究了企业创新驱动因素及其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等外部驱动因素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吸收能力等内部驱动因素,都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江西企业而言,其作用力由强到弱的顺序为技术进步、吸收能力、企业家精神、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内部驱动因素的直接作用强于外部驱动因素,技术进步的间接作用大于政府政策和市场需求。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3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来把握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参与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程序化、常态化的目标,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政府为主体国企改革的历史性误区

过去 ,我国政府占据了太多的企业家能力 ,这使得所有的国企改革无一例外都是由政府推动的。这种改革主体的历史性错位导致了我国企业家资源的严重缺乏。在人力资本所有者逐渐拥有企业所有权的趋势下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本质上是企业家制度的建立 ;没有完善的企业家制度 ,就决不可能有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的制度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制度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 ,而不是政府。一　　 2 0年国企改革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将决策权从中央代理人下放到企业手中的过程 ,在…     

负债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吗

由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债权人可能基于风险规避使债务合约这一风险分担机制失效，间接提高企业家的风险承担，进而抑制企业家精神。本文选择既有股权激励又有R&D投资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在S-H激励下，存在显著的企业家精神；在O-R激励下，不存在显著的企业家精神。在仅采用S-H激励的样本公司中，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会显著抑制企业家精神；在S-H激励和O-R激励并存的样本公司中，只有商业信用会显著抑制企业家精神。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债权人风险规避更明显，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显著。激发、弘扬和培育企业家精神，一方面应优化股权激励机制，让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开展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应根据风险高低对企业创新活动实行分类融资，使债权人愿意分担创新风险，降低企业家风险承担、促进企业为创新投资。     

“WT0”与政府形象重塑

加入WT0势必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国内外的公众必将依据变化的环境对政府形象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评价。因此,WT0时代政府形象面临着挑战和重塑。一、应对“入世”挑战的政府形象政府形象建设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政府形象是政府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和施政业绩在国内外公众中获得的认知与评价。这种认知和评价具体反映为政府在国内外公众中的知晓度和美誉度。政府形象是一个政府内在的基础条件和素质的外在表现。哲学有句名言:透过现象看本质。政府形象从表…     

企业家稀缺条件下的中国证券市场创新

在中国经济的全面转轨过程中 ,产生了企业家精神的断层 ,出现了企业家稀缺现象。企业家稀缺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企业家数量匮乏 ;二是企业家行为非职能化 ;三是企业家精神异化。对日益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而言 ,企业家稀缺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真正风险所在 ,是上市公司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 ,通过证券市场制度创新来造就一大批具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经理们 ,是中国证券市场持续成长的基本要求 ,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治理视域下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具有保证政府行为公共性、增强政府行为回应性和提高公众参与能力的价值作用。但因还存在着"官本位"思想观念、评估主体的局限性、缺乏有效制度设计以及参与的积极性等现实问题,因此必须通过转变绩效管理理念、创新公众参与制度、提高公众参与意识等,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进而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乡镇政府形象构建

乡镇政府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对乡镇政府的总体认识和评价.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是乡镇政府职能有效实现、行政效率得以提高的保障;是实现政府与民众有效沟通的桥梁;是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积极性的动员力量.在良好的乡镇政府形象目标设计中,它应当是公众经济利益的谋求者和维护者;是一个廉价政府;是一个民本的政府.当前的乡镇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乡镇政府应通过树良好的行政理念、提高政府运作的效能、加强乡镇政府公务员自身形象的塑造,建设社会公众满意的乡镇政府形象.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公共行政

政府制度创新是世纪之初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主题。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国围绕政府职能、组织机构、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建设、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些改革较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发展之要求是远远不够的,仍需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要切实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之规范,致力于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的全面创新;要逐步告别线型组织体制,不断促进以“地方为主”(localness)的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形成;要以企业家精神影响和推进政府改革,使之具有信息社会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对相关义务的承诺,全面调整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行模式。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政府动员是公共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过程带有明显的政府动员色彩。然而,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形成的隐秘机制——政府内输入和公众认同聚合,却缺乏理论层面的必要关注。面对城镇化政策过程中权力精英操控代替公众价值的困境、虚假公众认同聚合所催生的“简单化”的政策逻辑,政府应该在发挥动员机制的特殊功用的同时,着手系统的制度补给与创新。其中的重心主要体现为人本城镇化的政策基点、农民市民化的利益格局调整、政策公众参与制度跟进。     

“岭南学术论坛”系列研讨会

<正> 为活跃学术氛围,推进理论创新,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目前联合举办“岭南学术论坛”系列研讨会。 6月29日,论坛举行首场学术研讨会——广东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来自省内社科界专家学者30多人参加研讨。与会者对广东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进行总结反思,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     

论建构当代中国政府创新的行政范式

建构当代中国政府创新的行政范式 ,是政治发展的基石 ,传统的三权分立政治结构难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快速变迁 ,而官僚制行政范式 ,却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和指挥系统的建构 ,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公共选择理论和政府过程方法论 ,以对政府活动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实然把握为基础 ,从制度保障、规范行政、责任行政和组织建设四个方面 ,拓展了政府创新的思维视野 ,建构了政府创新的行政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