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博弈视角下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研究

我国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是作为一种政府推行的外生组织制度嵌入到现实村庄中的,由于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是基于村庄的,因此村庄的社会结构将成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背景,村庄的社会关联(Society Correlation Degree)将深刻影响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从结构角度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可以将我国村庄分为宗族主导型村庄、家庭联合主导型村庄和原子型村庄三类,并通过构建村庄和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博弈,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以上三种类型村庄应分别采取依靠宗族组织约束,建立家庭聚合责任和塑造多利益联结体的组织治理机制。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村庄结构分化及其社会治理特征

由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分化及阶层分化的程度不同,不同区域村庄内部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分化程度高的富裕村庄,阶层结构多元化,阶层差距拉大,阶层矛盾、阶层利益复杂化;中度分化村庄则资源有限,社会性竞争异常激烈;以偏远地区为代表的低度分化村庄阶层结构单一,阶层关系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具有区域差异性,创新农村社会政策需高度重视不同村庄的社会阶层结构及治理特征。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     

林改后的村庄社区资源的再组织化问题探讨

2008年全面铺开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村庄社区组织资源的重塑产生了诸多层面的影响,并深刻地影响了农村村级治理的效果。本文认为,林改后村庄社区再组织化的可能资源有内外两种:外部包括林业站新功能的扩展和外来公司,它们可以起到促进乡村的再组织化;内部包括林改后的村两委以及林业合作组织。通过多种组织资源的介入与治理,可以形成优质的村庄社群质量,达到村庄的善治,重构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态并重的包容性发展。     

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精英地位的获得--湖南大新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关注一个农村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获得的过程,分析经济精英在地位的获得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的关联。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论中国农村分家模式的区域差异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社会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本文以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为基础,对农民分家行为与分家模式进行研究。不同于社会学和文化学对分家之“分裂”与“延续”维度的分别强调,本文将农民分家行为置于家庭再生产过程,突出分家的实践内涵,认为“分合机制”统一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同时,由于家庭的社区嵌入,村庄社会结构塑造了分家实践要素的配置方式,形成整合性、竞争性与协商性等分家机制,三者分别构成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主导的分家机制。分家的区域差异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关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同时也为分家研究和家庭研究的中层理论奠定初步基础。     

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

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他们既是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草根文化权威,同时,其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在社区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多种乡土资源的共同载体。拥有多种资源是村庄领袖区隔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指征,其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多种稀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一种所能单独决定。     

经济能人竞选村干部的驱动类型分析

经济能人竞选村干部的动机是复杂多样的，其驱动类型主要有利益驱动型、基层政府支持驱动型、村民强烈要求驱动型、理念驱动型、社会声望驱动型、政治参与驱动型。应分门别类地对待不同类型的经济能人竞选村干部。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意识转变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经济本位的职能意识的形成是社会需要的复杂多样性、社会的发育程度、社会机制的健全程度、政府自身的能力和资源水平以及价值理念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职能意识导致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结构和职能关系的不合理,进而造成了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失衡、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经济发展成本和效益的分配格局不合理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职能意识、构建人本主义的职能激励和约束机制、塑造以人为本的职能价值理念等职能途径的努力,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意识由经济本位向以人为本转变.     

乡村社会中的“面子”探究

通过界定"面子"的定义和在乡村社会中的内涵及功能,从村庄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了"面子"在三种不同类型村庄中运行的特征,以及对村民和村庄生活的不同影响。提出了乡村社会中的"面子"在本质上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产物和需求,起着维系村庄社会结构和村民价值体系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更好的探究和理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现象和行动逻辑。不同类型的村庄面子行为表现不同,同一个村庄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面子行为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甚至出现了面子行为异化的现象。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当前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村庄共同体虚无化、人际关系理性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导致现代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直接要求乡村法治建设和纠纷解决机制做出回应和调整.立足当前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通过分析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农村系统内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有着经济互助和社会整合功能。当前宁波农村的仪式性人情正日益丧失这些功能。由于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处于村庄底层的村民根本操办不起,也无法广泛参与。因此,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表演",中间阶层可以勉力参与,贫弱阶层只能退出。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并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固然因为宁波村庄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层,也因为村庄内部不存在强大的内生结构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