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获得的 ,开放意识成为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巨大动力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的形成是由当时先进的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为满足急迫的救亡需要而从全方位开放逐步走向单一化开放 ,从而逐步发生了变异。     

论近代科学理性与“逻各斯”理性的差异

近代科学理性承袭了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的本质精神,然而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主要体现为内在确证、质的规定和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演绎;而近代科学理性则表现为外在确证、量的规定和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推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一致的基础,它不仅导致近代哲学研究从古代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也促使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最终引起哲学理性的变化,导致"努斯"理性的沉沦。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四”的改写与重塑——兼谈四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与“当代文学”发生问题

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转折中,"五四"的性质和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启蒙主义",随着毛泽东延安时代审美体系的确立、无产阶级"新的人民文艺"历史时期的降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而被重新塑造。由此,"无产阶级五四"的"历史价值"得以浮出历史地表。这构成了"现代文学"终结、"当代文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控制与自由之间:"五四"后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五四”后 ,出版业与新文学之间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一时期的出版业不仅酝酿与推动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而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为新文学开拓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为其不断的发展、成熟乃至经典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版业在给“五四”后的新文学有力而多方面的支持的同时 ,也受到来自新文学的“反哺” ,成为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全面地把握“五四”新文学 ,其历史性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向“网络出版”时代过渡的人们来说 ,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误解科学与错失法治:“五四”运动的两大缺陷

尽管"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严重缺陷。"五四"运动没有认识到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科学与技术不同;科学不仅是一种精神和态度,更是一种技术和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五四"运动几乎完全无视法治的重要价值。"五四"人物没有认识到可控性这一因素,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仍陷于古代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窠臼。我们今天既要继承"五四",也要反思"五四",批判其不足,才能超越"五四",也才能实现"五四"的初心。     

林纾的矛盾——兼谈他与“五四”文学先驱者文学观念的异同

林纾在其译序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映现了 2 0世纪文学初始阶段某些新质的萌生 ,尤其是他的文学观和维新观与“五四”文化先驱者颇有些相似处。但是林纾古文名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老年日趋保守的文化倾向 ,使他的思想前后呈观出巨大的差异。在文学观上 ,他有时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 ,有时则将文学的功利与政教截然分开 ,只看重文学本体的审美特性。青年林纾曾是矢志维新的风云人物 ,但随年龄渐长 ,其维新立场在逐年蜕变。其与“桐城派”的关系 ,说他是“桐城派”或反“桐城派” ,均属误解。林纾视“桐城派”与《左传》、马、班、唐宋古文一脉相承 ,为“正轨” ,但他为文则能脱其窠臼 ,自成格局。我们要认识林纾 ,就必须理清他的矛盾 ,还林纾在文学史上的一个真实的面目。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扬弃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扬弃。“五四”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传统应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论技术行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

本文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方法 ,分析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指出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理论的三个主要缺陷 :对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 ,看不到技术的行为特征 ,因而看不到技术行为与科学理性有本质区别 ;对科学技术的语言基础和文化因素不加分析 ,因而看不到技术行为应该服从理性的约束 ;对意识形态中现代技术作用的夸大以及对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忽视 ,看不到人文精神、科学理性、技术行为三者的一致性 ,因而找不到技术行为的合理化途径。文章对哈氏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理论作了认真清算 ,并提出科学理性原则和技术行为规范的新概念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意识形态理论新框架     

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

中国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的耦合,为女性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精神和语言的资源。书写自我的身体经验和感受成为2 0世纪90年代女性叙事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商业强有力的运作中,女性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男权话语之后,理应在感同身受的方式中对生命的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五四”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他们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党和人民自信的科学理论——兼论“三个自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关系

"三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高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让人信服;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让人信服。从结构体系看,马克思主义是"内在完备"、"顶天立地"的彻底的科学理论;从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是"顶天立地"、"动态开放"的彻底的科学理论;从产生和发展过程看,马克思主义是"通古论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彻底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值得党和人民自信的科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自信"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根源和基础,"三个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的具体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