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

“赛先生”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尊称,以图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近百年来,从接受科学知识到张扬科学精神,从推崇科学方法到信奉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实用理性渗入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经受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建构文学史学科的知识体系时,注重考察文学进化的历史,讲究实证方法的运用,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文艺论分析文学现象,使传统的辞章之学具备了现代学术品格。对于中国文学史这一传统学科,科学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效果,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当20世纪80年代过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热”归于沉寂,人文气息浓郁的人本主义文学批评也成为过去,文学与文学研究出现颓势,这个有关文学特质和文学研究学科定位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层检讨。     

坚持科学理性“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化)”——解读胡适科学的人生观

胡适在五四文化英雄谱中之所以能成为急先锋和搴旗者,并以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姿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新文化,关键在于他始终坚持科学的人生观即发挥科学理性精神的威力。所谓科学的人生观,既"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又"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生活的态度和方法,即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是由科学的原理法则或理性精神、科学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三个维面构成;而崇尚科学理性、尊重科学精神、恪守科学人生观则成了胡适生命的价值根基与创建现代文化文学的精神柱石。正是在科学人生观的制导下,胡适开拓了诸多人文科学领域以创造新文化、设计了诸多文学变革方案以建设新文学;其科学人生观对于推动当下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有借鉴意义。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科学思想影响与五四新文学观

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思想动因和“人的文学”等中心观念，直接导源于进化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胡适、孙工关于短篇小说体式的理性把握，受到现代植物学、心理学知识的科学启迪。陆志韦针对白话诗试验从物理语音学角度指出音长、音高、音式是新诗节奏的三要素。但在由传统戏曲观向现代话剧观的历史转化中，也存在某种把科学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总之，“赛先生”主要是通过以进化论为思想根柢的现代文学观念转化，幅射到新文学革命的各个层面，发挥其重要的制导作用和潜在的文化整合功能的；假如没有进化论等科学影响，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五四"人学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人学观念的建立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学观念的倡导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为人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不过,围绕人性抒写和社会改良等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革命文学展开多次论争之后,也因远离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而遭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得不溢出个体信仰层面,承担群体使命和社会责任。     

"精英"情结与专业化追求--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精英"意识论

20世纪以降,现代知识谱系的逐渐形成和学科建制的变革使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评价体系逐渐开放和丰富,"政治精英"不再是现代文学执业者惟一的人生理想目标,一部分人自觉地选择了专业化的"文学精英"为人生追求.这种欲为"政治精英"、"文学精英"的精英情结洋溢在整个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系统之中,在小说功能论、创作主体论和批评论等语域清晰地凸显出来.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汉语入门》的小说改编及其白话语体研究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1892年编纂汉语教材<汉语入门>,书中选取中国小说<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家宝二集>,用当时通行的口语加以改写,反映了编者个人的文学观和语言观,同时又带有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欧洲影响的烙印和19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印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将"五四"与晚清时期的白话文变迁相勾连,表明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对既有的论述构成了一定挑战,促使我们反思从晚清积蓄力量到"五四"最终爆发的文学革命中的其他源流,考察来自异质文化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因素.     

论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获得的 ,开放意识成为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巨大动力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的形成是由当时先进的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 ;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为满足急迫的救亡需要而从全方位开放逐步走向单一化开放 ,从而逐步发生了变异。     

文学是“战斗的武器”——晚年丁玲启蒙文学观论析

晚年丁玲高扬"反封建"启蒙旗帜,积极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视文学为"战斗的武器",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在向"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回归中,建构起了其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是丁玲一以贯之的"个性思想"作用的结果;同时,它也呈现出了丁玲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大众文艺”运动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左翼文学和政治权力斗争形式相结合,提出了迥异于五四文学想像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方案,体现了激进的现代性追求。作为左翼文学重要运动之一的大众文艺,也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左翼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围绕大众概念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主体理性反思与重建的复杂历程。     

启蒙与民众崇拜的悖谬——关于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精英话语,内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具有内在的思想张力,使得知识分子面临既要启蒙民众又要对民众顶礼膜拜的尴尬处境。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粹主义所蕴涵的道德形象极具感召力,使得反智一面得到无限张扬,上升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信念。到了新时期,民粹主义逐渐失去其原初的真诚与激情,蜕变成一种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文学策略或迎合世俗的借口。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     

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虽然思想启蒙之路充满了坎坷崎岖。但是,“五四”之后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启蒙信念,即使屡遭困境,思想的火焰依然不灭,体现出启蒙的坚强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