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公定力界限新探

理论上 ,行政行为公定力界限存在“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之争。作者就此问题以新的视角探讨公定力的界限 ,认为应承认行政活动领域的公定力存在 ,否定行政诉讼期间公定力的存在。     

论行政决定公定力之起点

公定力是对行政决定的有效推定,而非合法推定.厘清行政决定公定力起点不仅有利于丰富公定力界限的讨论、完善公定力理论体系,而且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行使.行政决定公定力的起点应当在行政决定成立之时,而不是生效之时.同时,行政决定公定力产生的起点与其他效力产生的起点存在差异.     

行政行为公定力问题研究

文章从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渊源入手,分析了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认为行政行为的“完全公定力说”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理念,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理论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并提出了相关行政立法建议。     

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公定力缺乏实定法支持,有悖于公平正义理念,其理论依据缺乏合理性,其理论构建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因此,行政行为公定力应退出行政行为效力领域,并确立以权利直接制约权力的独立价值取向。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理论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否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基本含义为不具有公定力;不具有约束力;申请、宣告或确认其无效不受时效限制.在国外立法上,狭义的无效行政行为分为绝对无效行政行为和相对无效行政行为.从现代行政法监督行政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看,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论无效行政行为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否定。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界对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一直少有系统阐述。本文在界定无效行政行为内涵和处延的基础上,提出以私力救济(相对方行使抵抗权)和公力救济(相对方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相结合来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救济的初步设想。     

论行政行为的无效

行政行为的无效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范畴,它存在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有限性,并以公民的抵抗权为其价值背景,但其在实践中功效的发挥还需要实定法上制度化的努力方能得以落实。文章在界定行政行为无效的基础上,对建立我国行政行为无效制度提出了若干构想。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兼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构建

无效行政行为是从大陆法系国家引入的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抵抗权和有限公定力原理.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我国应完善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设计.     

“两质态论”与“三效力说”：行政行为效力体系重构

公定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公定力理论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应该以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理论”取代公定力理论.在效力形态上,行政行为效力有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之分,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两质态论”;在效力内容的具体构成上,行政行为效力可以分为存续力、拘束力与实现力,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三效力说”.“三效力说”与“两质态论”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于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理论建构而言,二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前者为“效力内容论”,后者为“效力形态论”,正是二者的对立统一,才构成了完整而又科学的行政行为效力体系.     

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

相对人抵抗权是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所设置之义务进行抵制和不服的权利,但在具体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分歧。要建构行政法上的相对人抵抗权制度,首先要对其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其次,从对象、时间、方式三方面限定相对人抵抗权的行使条件,最后,要正确认识相对人抵抗权在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和促进行政法治中的意义。     

当事人申请行政程序重开权利的检视与完善

在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时代背景下，以已过起诉期限为程序标的的行政程序重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行政程序重开制度自“王建设案”引入后在实践中存在参差，原因在于对“当事人申请行政程序重开是否属主观公权利”的认知存在分歧。从主观公权利理论和我国司法实践现实需求出发，宜将当事人申请重开权定位为一项主观公权利。基于此，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对于当事人的重开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个阶段进行处理，当事人则可以根据行政处理决定提起履行之诉或撤销之诉；对人民法院而言，应以行政程序重开处理决定而非原行政行为为审判标的，辨明行政处理决定的性质，理清具体案件中的法院审查规则。     

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几点思考

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是伴随公定力理论的出现而提出的,是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对传统公定力理论的一种修正和完善。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目前存在着三大缺陷:概念理解上的模糊,使用上的混乱;认定标准上的不明确和制度上的缺失。通过分析比较,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食品检验行为的法律属性探究

食品检验是判断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的重要手段。我国有两种意义上的食品检验行为,即民事行为性质的食品检验和行政行为性质的食品检验;根据行政法原理,后者的效力优先于前者,且后者具有公定力、拘束力,因此,撤销此意义上的食品检验行为必须依据合理事由和程序。基于参与型行政理念,为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并改善我国食品安全形势,应赋予消费者在食品检验过程中一定的参与权,合理构建消费者的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机制。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行政法治建设中程序违法类型化探究——以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为分析视角

《行政诉讼法》对规范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典这一背景之下。虽然关于保证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方面,《行政诉讼法》有比较完善的规定,但是在行政程序违法的基本类型和处理方式以及责任机制等方面仍然缺乏系统且完整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对待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问题,必须在行政法治语境下探讨,以是否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存在利害关系为逻辑起点进行考究,根据程序违法程度的差异性具体地进行类型化分析,进而寻求不同裁判类型之诉讼规范化路径,最终充分实现权利保障之内涵。     

行政相对人行为效力研究

目前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极不重视,进而忽视了相对人行为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作用。相对人行为的效力基础是权利和法律。效力类型包括启动力、中止力、终止力、阻止力、影响力、产生力、强制力、支配力、形成力等。理论和立法必须在相对人行为效力与行政行为效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     

关联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定位及审查

[提要]关联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定位影响行政判决的实效性和行政纠纷解决的彻底性。立法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有“尊重型”“另案处理型”“证据附属问题型”和“一并审查型”等做法。将关联行为视为证据并进行证据审查忽视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它本身的不确定性又将可能使关联行政主体逃避司法审查,造成当事人权利保护漏洞,不值得提倡。对关联行为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更符合权利保障的基本观念。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和证据审查关系来看,将关联行为视为行政行为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可涵盖证据的审查。从行政判决形式来看,将关联行为视为证据并进行审查时,相关的判决方式较为局限,一般仅为撤销判决,从而作用亦较有限;而将关联行为视为行政行为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则可适用各种类型的行政判决形式,更有利于行政纠纷的实质解决及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维护。故应将关联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并对其进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丰富相关审查技术。     

我国无效行政行为救济方式之浅析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研究稍微薄弱,无救济则无权利,对无效行政行为发生后的救济方式进行研究,把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比较并且结合来作为对无效行政行为救济方式,通过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我国不动产登记行为再认识

不动产登记尽管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民事效力,但登记的起因和内容不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其行为内容除申请、审核、登载外,还有"政府信息供给"和登记管理;其反映物权的公示制度和公信效力通过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被表征,是地方政府介入不动产物权确认和流转关系、保障交易安全、履行经济行政管理职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其性质属于依申请的行政确认行为,具有以原因关系为基础、公权力介入程度较低和产生民事、行政综合法效等特征.     

企业登记之公信效力探讨

以外观主义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及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企业登记公信力效力得以承认的基础;企业登记事项一经登记,即推定合法、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根据其所实施的行为,应当有效,即使该登记存在瑕疵;登记公信力对信赖登记的善意第三人形成有力保护;中国对公信力全然未予规定,相关立法亟待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