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辽朝南面宰相的结衔包括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部分。其中寄禄官基本借鉴自北宋初期的寄禄官体系 ;优宠官则分为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四等 ;差遣官分为中书省差遣和南枢密院差遣 ,中书省差遣包括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 (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者 ,简称中书相和门下相 )及参知政事等 ;南枢密院差遣则包括枢密使、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签枢密院事等。辽朝南面宰相一般从枢密直学士、五京财赋官和翰林学士(承旨 )中选拔 ,其升迁遵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书相和门下相—左、右丞相的阶序。辽朝南面宰相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原则指导下的自身特点 ,特别是省院互兼的特点     

元代中书省性质再研究

在元朝一百多年的统治中,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即行省的确立,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元代常制共设一中书省、十一个行省,中书省最为特殊,它作为元代最高行政中枢却直辖腹里广阔区域。中书省拥有一定人口和地域范围,有自己的行政中心,也有一个上下级隶属的行政等级,中书省统辖腹里地区这一地域概念是明晰的,虽然没有完整的政区通名和专名,但是作为地域概念的中书省也是成立的。     

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

宋代元丰官制改革以前的宰相制度,是讨论政治制度,尤其是宋代官制时,首先遇到的问题。 一、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三种说法 (1)认为:“宋代的尚书令,中书令及侍中,自始即为序进之位,不予朝政。其总领百官,统理众事而居宰相者,初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日本学者也认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名称虽然存在,可是,在唐制中作为三省长官的宰相,即让位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政事”。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南宋三省改革与宰相职权演变

南宋建立初期,中央三省机构和宰相职权仍沿袭北宋之制。至建炎三年,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改革为两省(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此后尚书省职能迅速扩大,获得主要的取旨权,成为取旨和执行一体的中枢关键机构。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职权行使主要表现为政务处理的建议权,其封驳职能施行不尽理想。伴随着三省机构改革,宰辅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宰辅的"省份"属性逐渐淡化,宰相权力分配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相权更加集中,这也成为南宋相权膨胀的诱因之一。     

元代的疆域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元代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加广阔。《元史》“地理志”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代中央设中书省统管全国行政,地方设行中书省,下有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全国有十一个行中书省,一百八十五路,三十一府,三百五十九州,一千一百二十七县。据明末清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元代州域形势”所载,全国的疆域范围是:     

释“平章事”

释“平章事”黄利平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平章事”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史家多以其为唐代的宰相，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今试掇集史料释之。唐初，“平章事”是地位最低的宰相。永淳元年四月，黄门传郎郭侍举等，并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参知政事崔知温曰：...     

元代怯薛入仕契机探析

怯薛直接被皇帝任命官职,而不经过中书省,这在元代被称之为“别里哥选”,是元代主要的入仕途径之一。常见的怯薛入仕契机包括勋旧世家、举荐、才识、忠勤、年劳、立功、特殊技能等。这些契机充分体现了元代怯薛入仕的优越性。     

唐代的翰林学士

<正> 本文试图从唐代政治中枢演化的角度,对翰林学士这一重要职官作一个历史考察。唐初,三省分立、三省首长共掌宰相职的中枢政治机构设置不久就遭到了破坏,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皇帝经常临时差遣一些亲信文人、学士进入宫禁,“内参谋猷”,草拟书诏,直接侵夺中书省的职权。翰林学士即是由身份低贱的宫廷御用文人发展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内相”,而成为唐代后期政治中枢的重要成员的。翰林学士职     

中书省始设于魏

中书省之始置时间,新版《辞海》、《辞源》及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等均说魏晋始设。此乃沿用《通典·职官三》的“中书省”条的说法。这种说太过笼统,究竟始置于晋还是始置于魏,有必要弄清楚,以保证释文的准确性。据《晋书·职官志》说:“……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又说:“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可证中书省始设于魏。     

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

唐朝群相制发展经过五个阶段 ,即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 ;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 ;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 ,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 ;中唐以后 ,“使相”出现 ;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群相制的发展既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迁息息相关 ,又与皇权膨胀、相权削减紧密相连     

略论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差别

唐代宰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数多、名号多。除了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尚书仆射（初期）、中书令和待中为正式宰相外，皇帝又经常让其他大臣以各种名号参预政事。最常用的名号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加此两种名号者，不论其本官如何，均为事实上的宰相。文献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同三品与同平章事这两种名号同时并用，甚至在同日拜相者中，也存在有人为同三品，有人却为同平章事的情况。照理，两者之间应该有某种差别，但检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及时下各种官制史著作，均未见说明。本…     

元史中宁夏建省及定名问题——读史杂谈

我国地方行省的设立始于元代,《元史·地理志》对当时十一个行省的建置有明确记载,唯独宁夏,因不在十一行省之列,建制多变,名称不定;又因“《元史》仓促成书,且出于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元史》出版说明)以致造成认识上的模糊,思想上的混乱。为此,对宁夏省设置的过程及宁夏名称的确定进行一次考订,很有必要。宁夏建置的变迁,在元代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立行省于中兴。”①止于至元十年三月癸酉(公元1273年4月9日),“罢中兴等处行中书省”。②在此期间,这一地区的名称很不一致,称“中兴”者六见,③书“西     

中唐宰相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一、唐初的宰相制度 唐初的宰相制度,基本上是沿袭了隋朝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始“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宰相”,后因唐太宗李世民尝做过尚书令,百官为避讳,“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 唐初的三省制度组织严密,机构齐备,职权分明,三省长官俱为宰相,各自建立机构,职责严明,互为制约,共同辅助皇帝处理全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的稳定的政治格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书院考遗

元代书院考遗王风雷综观元史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对元代书院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人们对元代书院的认识，仍缺乏一定的深度。例如，张正藩先生在其《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一书中，泛泛地谈了元代书院的一些情况，未进行深入展开；王颐先生对元代的书院进行...     

三省制度考略

魏晋以后,迄于唐末,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为中央政府,三省长官为宰相,是皇帝下面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我国封建社会,三省制度乃是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主阶级的统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对三省制度的考察与分析,探索我国封建社会治与乱的某些原因,以及政府体制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影响,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试论我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宰相是君主制下政府最高执政官的通称。在我国古代的职官结构中,宰相的爵秩最高。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①,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②。这都说明了宰相的重要性。由此,宰相制度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相沿袭,并成为我国古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制度的演变,评述其利弊,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体制仍不乏借鉴意义。本文试从宏观角度论述宰相制度的形成、变化、发展过程和主要特点。     

唐朝宰相的地位和职权

<正> 宰相,是我国古代最为显赫的官衔,是君主领导下的政府最高执政官。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宰相“与元首而同体乃谓之股肱,秉邦国之会要乃譬之钧轴”。儒家一向把圣君与贤相并提,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首要条件。这都说明了宰相的重要性。宰相一职,在我国古代的官制结构中,居于首要地位。宰相制度是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中央行政监督制度与宋代社会政治

<正> 我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日趋成熟、完备。至宋形成了以三省六部为中枢的决策机关、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各自相对独立的中央政治制度新系统。宋中枢决策机关是中书,即政事堂。政事堂原为宰相办公之所,宋代发展成“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的宰执议事决策机关。政事堂决策既定,即予中书舍人草制成书面文件,后付门下省审核, “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倘若“法度命令差失过当,初则舍人缴纳,中则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谏官、御史乃论之”。可见,行政监督是贯穿于朝廷决策、出令、执行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中书舍人、给事中认为朝廷敕命有不妥之处,即退还(缴奏、封还、缴驳)或执之不下(即不书读行下),以防患于未然。政令下达及执行过程中,则有台谏监督论列,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早纠正。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