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批评走近作者——从《红字》评析说开去

作品解读的“多解”是“走近”和“背离”作者的复合现象.批评不仅要了解作者“想说什么”,还要阐明作品实际“说了什么”,从而使批评主体经由客体(作品)达至创作主体,发现作者的“我思”.批评家对作品意义的创造性“活化”,必须在作品提供的“意义框架”内进行.     

意义:一个难以逃避的劫数

任何时代的文学评论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意义总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被谈论。（一）在西方，继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以后，二十世纪又有人惊呼“人死了”。（当然人并没有死去，仍一代代活着，正如尼采宣布一种上帝话语的终结一样，福科指的是“人”的话语的终结。）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之死成了西方广泛关注的话题，人道主义话语在西方已不再荣光，漂亮少女变成了大灰狼，但在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家却不合时宜地与狼共舞起来。采用人道主义话语主要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基于对“文革十年”的深刻反思。文革是一次…     

伤感的成长历程-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解读《黑暗的中心》

《黑暗的中心》是英国现代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意味隽永的丛林小说。它丰富的内涵引起了文学批评家们的极大兴趣,使之成为现代文学作品中倍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家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这部作品,提供了从多个角度理解这部小说的视角。因此用鲜为人涉及的原型批评法来解读这部小说,通过对原型所组成的深层结构的阐释去发掘该作品的深层含意是有重要意义的。     

重读《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自问世到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为有趣的司芬克斯现象,很多批评家都在为这个“谜”寻找谜底,然而这个谜底从来没有人能真正揭晓过。自接受理论问世后,千方百计地寻找文学作品终极意义的企图就不免显得有些幼稚可笑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并不仅汉是在解释作者或作品,而更多地还是在代表批评家所处的社会对作家作品作出解释,或者,干脆仅代表批评家本人说出对作品的见解或感受。随着时间、空间以及作为批评家个人的流动和迁移,得出的结论自然     

《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

刘勰的六观说是全面析评文学作品的一个体系，其实用价值不分古今，不限中外。任何批评家对作品的析评，都跳不出六观说这个“六”指山。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一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二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竞耀，千万别忘记“遥远东方”的这条《文心雕龙》，让它舞出矫健优雅的姿采     

儒勒·凡尔纳与中国:历史、新闻(时事)和想象

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与当时可供阅读的新闻时事、旅行游记材料紧密相连。小说脱胎于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中国、中国人、中国史所形成的表述，展现了19世纪末法国中国论的强烈张力。素材的有限性和作者的进化论视角将作品置于西方文明观念、野蛮观念和“欧洲化”观念的影响之下，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全球化和西方化的进程。但与此同时，其作品一定程度触及了中国当时复杂的文明社会特征，为法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想象和了解中国的途径。     

中西方诗学文本理论之比较

中西方诗学均有着丰富的有关文本的理论。二者对文本的认识也是从对要素的观照入手的。中国古代诗学认为,文本由言、象、意、道四大要素构成,并呈现着言→象→意→道的逻辑关系;西方古代诗学受亚里士多德悲剧六成分说的影响,特别强调情节和性格对文本的构成作用,并因前者的积淀和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叙事学理论,由后者形成了典型理论。在文本的结构层次面上,中国古代诗学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文本的有机整体论;西方诗学受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的影响,多主张非有机的整体论。在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层面上,中国古代诗学更为流行“文由心生”的作者决定论和“意在言外”的读者决定论;西方传统诗学则流行读者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只是到了２０世纪,西方诗学中的文本地位才发生了重大文化,即文本不再是社会、读者和作者的派生物,而是自足和独立的存在。相比之下,２０世纪的中国诗学则缺少原创性,近乎“失语”。     

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凯瑟琳·贝尔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最杰出的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英国文学和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学界和普通读者.在早期作品中,她积极汲取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理论,批判了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常见的摹仿论和表现论,驳斥了古典现实主义,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     

批评的循环--对西方文学批评演进过程的一种描述

通常地讲,一个完整的文学批评都要考虑到四个文学要素:现实、作品、作者、读者。但考察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批评家对这四个文学要素的关注是不均衡的,形成在一个时期过分强调某一文学要素,而将其他要素置于次要地位,从而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模式:以模仿现实作为理解作品依据的模仿中心论模式,以作者的创作作为理解作品依据的作者中心论模式,以作品的结构作为理解作品依据的作品中心论模式,以读者的接受作为阐释作品依据的读者中心论模式。     

从“实在”到“死亡”:文学视阈下作者与文本的关系

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现代、后现代时期作者的地位的嬗变过程,分析了作者从立足于“实在论”的客观实在,到作者自我意识的凸显使“实在”的作者变成“假定”的存在,从在作品中的失语到作者被隐匿于文本之后,再到被排除出批评家的视野,作者最终被颠覆、埋葬的现象.在作者的权威不断遭受挑战以至于最终作者“被死亡”的过程中,处于文本另一端的读者的地位不断上升,文本的独立性逐渐显现,从而走向自由愉快.这种双向逆动的趋向展现了消解中心、颠覆权威的解构的浪潮,以及“观看”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的趋势.     

李恩富自传中的华人形象分析

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1887）是华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作品。该作品针对19世纪美国社会对华人形象的刻板化，以作者的生活轨迹为线索，通过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写作模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富有文学趣味性的书写，并客观地重塑了正面的华人形象：注重礼节、珍惜时间、辛勤劳作。李恩富借助自传塑造华人形象的原因主要有：受...     

杂议屈原和屈辞研究中的“偏颇”

孟子提出理解文学作品“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是对我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为历代许多文学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所遵循.但是,“以意逆志”,是“以(读者或批评家)自己之意逆作者之志”还是以“作者之意求作者之志”呢?“知人论世”,是“只以(作者的)其人其世为背景为参考为根据去理解其作品”,还是“以其人其世去驾驭、统率、控制、规范、规定甚至代替对具体作品的理解”呢?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文学现象本极复杂,又涉及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涉及“论域”的进一步界定,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讨 :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 ,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 ,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英国文学中“荒原”形象系列的象征意蕴

在当代世界文学中，“荒原”意象已渗透于作家的创作意识之中，因此，考察英国文学史上由三部作品组成的“荒原”形象系列的内涵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力求通过对三部作品中“荒原”形象的象征意蕴及表现方式的分析探讨，寻求英国乃至西方文学的发展轨迹，更好地认识19世纪至兀世纪西方人精神探索的历程，     

魏晋论说文文论探析

三国时期的论说文文论以谋求论说文独立的文学地位为指　向　。批评家们不但树立了“理”的旗帜来对抗“经”的禁锢，而且意识到了文采的价值和作家　独特的修养。晋代论说文文论较前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批评家数量增多，研究方法得到　改进，人们或从“辞”、“理”兼顾的角度，或从形式技巧的角度，肯定了许多风格各异的　作品。同时，汉代以来的旧观念在上述两个时期与新的见解还有所交织。     

唐传奇与“三言”中的悲剧形象

在唐传奇和“三言”中，爱情悲剧题材的作品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艺术成就上具有代表意义。如果对二者进行一番比较，则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从形成阶段到成熟阶段艺术演进的轨迹，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小说史，正确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与唐传奇爱情悲剧作品的比较，论述“三言”爱情悲剧作品在悲剧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漫谈法国主题学批评

法国批评界从19世纪的圣伯夫、泰纳的实证主义批评到20世纪的朗松的文学史研究,这些传统经院的文学批评偏重于研究“环境、作者、作品”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热衷于作品外部的社会环境和作者生平中来考察和评价作品。而现代形式主义批评或结构主义批评反其道而行之,撇开社会生活与作家思想,只在作品内部寻找一个主宰文本的形式结构和规律。然而,法国主题批评家探讨第三条批评路径:他们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现象入手探讨作者的意识或想象世界,揭示作者的意识结构,而这个意识结构被视为作品之源。为法国现代文学批评闯出一条新路子。近三十年来,法     

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贝克的生物学观和“超灵”思想

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史上，斯坦贝克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获得过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还曾被福克纳列为当代“五大小说家”之一，而这一地位和这些荣誉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愤怒的葡萄》．有趣的是，在这部公认的最具“社会学意义”的作品中，却处处流露出作者强烈的生命生物学观和超验主义的“超灵”思想．一《愤怒的葡萄》的时代背景是本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小说通过约德一家三代被迫背井离乡、举家西迁的经历，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农民们由迷茫到失望、绝望，最终成为饱含愤怒的“葡萄”这…     

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

西方文学与宗教神话原型崔建军原型批评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与加拿大文艺批评家弗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西方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在主题、人物、情节、结构等方面，与宗教神话原型存在着某种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神话在一...     

以科技为基 筑信念之魂——读《我的军营我的梦》

《我的军营我的梦》的作者邰若鹏年轻而富有理想,他通过书写崔光明梦境中的军营生活,展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和军事梦想。作品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构建了自己的军事理想,是21世纪所倡导的“中国梦”的理想形态,也可以说这是新一代年轻人共同的梦想。作品通过主人公崔光明所展现出来的军人的信念,更是所有军人共同的最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