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些国家2006-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数据,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其贸易潜力。"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均为APEC成员、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和金融自由度水平对促进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则显著地阻碍了贸易。据此测算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仍有上升空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与潜力预测

选取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互联互通视角,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预测出口潜力及拓展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规模、伙伴国的人口规模以及使用共同语言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两国的地理距离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效能、自贸协定、班轮运输连通性、铁路货物运输量、贸易自由度、进口清关时间、货币与金融自由度均对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文化差异和政体水平差异均对贸易效率具有阻碍作用。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较大,未来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论中国-东盟自贸区与共建“一带一路”

2010年1月至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已运行了十个年头。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近十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程,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区域一体化的贸易与投资效应日益显现。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内企业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带动以中间产品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吸引区域生产网络型投资,由此成为"南南合作型"区域一体化形式的成功典范。中国-东盟自贸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它创造了区域互联互通、引领基建、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的综合效应,并为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政府投入与中国合作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沿线79个国家与中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想通五个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变化趋势和现状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越高的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越多。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方程,发现各国经济水平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中国需推动精英化国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促进低收入国家加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并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开展高层次的学术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步入扎实推进的实施阶段,居于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的恐怖主义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降低沿线国家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应着力提升中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沿线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全面构建应对恐怖主义风险的防控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产能合作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区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正外溢制度公共品,是中国对构建世界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贡献。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是“一带一路”框架下“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桥头堡,通过农业产能合作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对区域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是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框架稳健的重要支撑。通过对中亚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该地区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联系的研究发现:一是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能力相对较低,但该地区农业资源和畜牧业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二是该地区资本形成、R&D投入以及单位土地劳动力密度对该地区农业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三是该地区对华农产品、丝绸贸易、棉花出口依赖程度较大,进口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四是当前中国与该地区农业产能合作主要路径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平台建设、政府合作框架以及中方提供农业贷款援助。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国家之一,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土耳其经济优势和投资竞争力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产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很多合作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中土产能合作方式日益多样,但依然面临多种风险,特别是金融性与经营性风险较为突出。中国应根据比较优势与经济效益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产能合作实效,加强金融合作以破解融资难题、规避金融风险;创新产能合作方式,并注重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建设。     

弘扬唐商精神,开启“一带一路”建设新时代

通过对我国唐代商人的精神内涵加以总结,将其概括为守法护国的高尚情操、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等几个方面,指出唐朝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盛世。提出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应充分运用古丝绸之路曾经带来的共同繁荣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传承并大力弘扬唐商精神中所蕴含的优秀的商业文化传统,并通过创新和提升唐商精神的精髓,构筑具有民族特性、传承国脉的精神纽带,形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共识,强化谋求发展的共同利益,促进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开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代。     

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2000～2017年农产品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均有显著阻碍作用,对进口有促进作用,不同文化维度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同;就不同地区而言,文化距离对沿线亚洲和欧洲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具有负向影响,对进口的影响有所差异,亚洲国家为负,欧洲为正;就不同阶段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起显著阻碍作用,之后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基于此,需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高贸易便利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减轻文化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充分尊重不同文化,发挥其对农产品贸易尤其是进口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特征、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具有规模偏小、产业聚集、流向集中和重视农业全产业链的特征,但目前存在农业对外投资在“走出去”中占比较低和产业结构较单一,海外农业经营风险大而配套措施不足、农业“走出去”政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注不足、农业对外投资主体面临多重挑战等问题。对此,政府应重视开放平台建设、优化政策服务体系和建立与投资目的地政府机构的交流机制;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实施系统“走出去”、树立全产业链思维和注重RCEP成员市场开拓等,以期为进一步丰富辽宁省在农业对外开放方面的有关研究,以及为辽宁省在农业领域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系统构建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0-2015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比较。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受金融服务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状况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小;“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非平衡性特征突出,总体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强政策沟通,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健全金融服务体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研究任务从根本上规定着学科的建设方向,是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定标准,指导和约束着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必须首先明确其研究任务。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规律。分工合作在经济行为中的基础性地位、新型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亟待重塑,都要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发展规律。这一研究任务的确立将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进而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未来发展

经过十年发展,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已成为“一带一路”提质升级的重要突破口。从建设成就看,绿色“一带一路”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关系的持续扩容,提升了共建国家的绿色发展能力,形成了“多点散发”的项目空间布局,强化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纽带,总体上激发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传统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潜力。不过,大变局下日益恶化的美国对华全面竞争策略、南北矛盾的加剧、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都对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构成了风险和挑战。未来几年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期,也适逢国际形势“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动荡变革期。为了让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之路走得更平顺,中国应该在战略层面积极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诉求,积极争取发达国家对第三方合作的参与,同时努力稀释和消解美国对华全面竞争的消极影响。在行动层面,中国应联合所有共建国家一起确保绿色“一带一路”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并将其打造成更具稀缺性和吸引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高等教育合作举措与展望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因其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中有着重要地位。中国与中亚五国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既顺应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趋势,也适应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且拥有彼此间睦邻友好等坚实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双边签订的协议框架下,采取了鼓励学生国际流动、加强人才培养、成立大学联盟、共建“上合大学”等举措,提升了中国与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水平。展望未来,中国应坚持“适应性”“引进来”“走出去”“信息化”等战略,做好双边合作政策规划,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鼓励对外合作办学,依托互联网优势创新合作形式。     

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问题与中国的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及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阻碍,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共建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突破这些阻碍提供新的路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虽然国际组织参与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联合国系统内全球性国际组织参与相对积极,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有限,且部分国际组织对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尚存在疑虑。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组织的目标与宗旨对接不明确,中国在部分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外部政治压力和内部问题等。突破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的困境,要深入、广泛地宣传“一带一路”核心价值观,消除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要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搭建新合作平台,不断寻求国际组织议程与“一带一路”目标的契合点;通过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将国际组织同“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落到实处。     

高质量共建开放发展新格局:“一带一路”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历程,主要可分为完成“一带一路”总体规划的顶层设计阶段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走深走实阶段。在这十年期间,“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了政策沟通、加强了设施联通、推动了贸易畅通、促进了资金融通、增进了民心相通,使得国际共识范围不断拓展、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经贸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多元项目合作不断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实践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高层引领与分工协作相结合,坚持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坚持以创新开创合作新局面。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要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发力：凝聚共识,深化国际合作;战略衔接,优化区域布局;夯实平台,释放市场活力;创新包容,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的作用。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而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系列论述之中。为夯实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就应准确把握其思想渊源,因此,系统地梳理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内容,阐述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对一带一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并论证习近平一带一路经济思想和一带一路经济学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