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以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综合测算出2011年—2020年的乡村振兴水平，总结出其时空差异特征，并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揭示了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的来源，在此基础上通过二次指派程序法(QAP)着重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0年间，乡村振兴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且在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快速增长，其空间分布始终具有“东高西低”的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展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整体呈现缩小态势，四大地区基尼系数的大小次序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东北间的差异最大，中部—西部间的差异最小，区域间差异成为其空间差异的重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对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差异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制定依据。     

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化经济环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提升四个维度选取22个变量,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oran′sI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区域相对差异持续缩小,但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全国及东部地区出现了“极化现象”,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间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省份主要落在“高—高”集聚区,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落在“低—低”集聚区。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变

基于2014—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核密度估计法等,实证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时空差异、区域差异和动态演变。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分布特征;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是其主要影响因素;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运行效率的绝对差异呈现出缩小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有所改善,中部地区的两极分化现象消失,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逐步缩小,但出现了两级分化现象。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制定区域差异化策略、完善社保基金扩充计划、开展参保人员扩面工作等,以提升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进而推进社会保障均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9—2019年30省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系统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显著提升。从平均水平来看,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从水平的增速来看,西部最大,中部居中,东部最小。总体差距、区域内和区域间差距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距,其次是区域内差距,最后是超变密度。从三大区域内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最大,东部居中,中部最小。从其动态演进来看,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区域差距逐渐变小,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缩小区域间差距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6-2020年31省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Moran’s I方法测度和考察了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1)2006-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后进省份增长势头较强,但各地区省份始终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2)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内绝对差异总体上均有所减小,但全国及东、西部地区的排头省份与落后省份间始终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全国及三大地区均不存在明显的分化发展趋势。(3)全国及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均衡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中部最小;东-中部的区域间差异始终大于东-西部和中-西部;区域间差异始终是共同富裕水平总体差异的最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且二者的贡献率占比存在波动增长态势。(4)各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呈“反N型”变化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低值聚集区省份多于高值聚集区,高值聚集区长期以东部省份为主,低值聚集区则以中部省份为主,西部和东部少数省份为辅;有6个省份发生跃迁。综上,应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基础性作用,坚持和深化全局性与协调性要求,调研掌握实际发展需求,推进省域联动和优势互补,重点扶持低水平聚集省份,动态调整和优化政策选择。     

中国区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系统测度、演进态势及空间关联

本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的测度，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揭示其演进特征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结论如下：在演进态势层面，我国整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倒U型发展特征及缓慢的增长态势，在地区间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表现为下降趋势且空间差异逐步扩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空间差异虽有所扩大但呈现出增长态势。在空间关联结构层面，大致呈现出以东部地区为核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向核心靠拢的网络空间结构；我国数字贸易关联关系分布不均，子群间的融合度较低，总体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辐射，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协同发展的空间关联趋势。     

我国区域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与比较

研究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结果表明：我国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整体较低,总体呈上升趋势,区域之间差距明显,大多数省份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察期内,各构建维度中的技术开发能力呈下降趋势,利基市场开拓能力与外部关联强化能力呈上升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并未呈现出经济发展的“东高、中平、西低”的区域分布格局,即东部地区的综合能力及各构建维度能力均远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各自的优势领域及有待强化的领域。研究结论有利于理解区域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本质,为落实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

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基于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水平的变化特征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20年间,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度均值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耦合协调等级由“勉强协调发展”向“濒临失调衰退”转变;且31个省（市、自治区）耦合协调度跨越了10个耦合协调等级,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和“勉强协调发展”阶段,已实现协调发展的省份数量较少。从空间上看,我国农业发达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四大区域耦合协调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西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且区域间差异显著。由此提出促进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人才供给能力、调整人才供给结构、优化政策制度安排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等。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研究

从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发,设定区域人均GDP收敛模型和能源消费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以及中部、西部和东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但在能源消费强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区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存在GDP的绝对收敛;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发散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则是收敛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能源禀赋和传统工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碳排放量依然较大的地区,要采用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相关技术和发展相关产业,减少碳排放以争取尽快实现碳中和。     

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及区域差异评价

农业数字化是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构建农业数字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数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域指数。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我国农业数字化水平稳步上升的趋势显著,且不同省份间存在明显差异;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农业数字化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发展指数接近。依据测度结果,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融合及加强政策扶持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R＆D强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对比研究

在引入R&D强度的扩展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中国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区域31个省市自治区的R&D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四区域R&D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呈正相关,但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R&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各要素产出弹性相差不大,R&D产出弹性均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R&D产出弹性最低,但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今后应继续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大R&D投入并配套相应的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区域发展带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进一步采用双变量LISA模型探究二者的空间联合演化趋势,以及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时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空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表现为东部地区较高、东北地区较低且降幅明显、西部地区增幅最大。(2)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在研究基期具有正向空间关联性,到研究末期则逐渐转为负向空间关联性,区域异质性增大;高高集聚型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型集聚区片状分布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具有非线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较西部地区薄弱。据此提出,应进一步筑牢环保意识以推进高质量发展,立足区域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以发挥减排效应等,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乡村地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成效评价研究

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地区已然成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的重点地区。文章以全国30个省份乡村地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从系统时序演化、地区差异和等级分类等方面探讨了其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对深度融合发展的作用路径加以解析。研究发现：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文化服务嵌入、服务人员保障、机构服务拓展以及服务环境支撑4个子系统,10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构成。但我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服务环境支撑子系统发展水平最高,机构服务拓展子系统上升尤为明显,文化服务嵌入子系统呈现波动发展态势,而服务人员保障子系统则处于低水平徘徊。就融合发展水平等级而言,东部领先省份类型居多;中部以领先省份为主,发展相对活跃;西部地区省份以落后类型为主,未来上升空间较大。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选取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分析了乡村地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发展的3种路径,即领先型、进步型、追赶及落后型。     

中国农村物流发展水平评价及地区差异分析——基于28个省级行政区数据

本文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物流需求、政府政策等五个维度构建了评价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而利用2016年我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对各地区农村物流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农村物流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东、中、西呈现出依次递减态势;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对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源水平地区差异的贡献也较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水平是影响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差异大,而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内部地区差异小.     

中国流通效率区域差异演进趋势分析

为全面把握中国流通产业发展质量,文章从区域差异的视角深入探究了中国流通效率问题.基于对既有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优化,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确定了流通效率测度指标权重,得到了2003-2013年全国31个省份的流通效率水平,并运用多种区域差异测度指标对中国流通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动态测度.实证结果显示,2003-2013年,全国各省份流通效率均呈现逐年提升态势,但其绝对增量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增量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流通效率区域相对差异缓慢缩小,但绝对差异的持续扩大仍应引起高度重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的流通效率差异程度各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程度始终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流通效率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区域间差异.     

环境压力视角下中国省际生态效率的分解及收敛性

将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自然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排放视为"环境压力".基于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窗口分析法构造环境压力产生技术前沿,测度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而分析效率的地区差异性与演进趋势;将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各省份的"整体生态效率"分解为"组别生态效率"与"管理生态效率",找到各省份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采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两种分析方法考察全国与三大区域生态效率的敛散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低,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的潜力巨大,生态效率分布地域性较强,呈现出鲜明的"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发展特征,抑制不同区域省份生态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全国及三大区域内各省份生态效率之间的差距均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时空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1‒2021年省际数据的分析

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以201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VHSD-EM”评价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时空特征和演变规律,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1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发展主要分为3个阶段,2011-2017年呈缓慢上升趋势,2017-2019年呈“V”型发展趋势,2019-2021年呈快速发展趋势。②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分布格局,即东部地区的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发展最优,中部地区次优,东北部地区第三,西部地区则落后于其他地区。③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整体空间集聚以“高-高”和“低-低”两种类型为主导,且东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显著高于其他三大地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弱。④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可通过基础设施、经济条件、政策法规和教育文化因素等产生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改善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应从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模式及区域资源配置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