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

中国史学界长期运用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思想模式来分析明清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这其实是一种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待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讨论这种思想模式多方面的问题之后,以"正常"的视点出发,可得出明代中国正在发生七种历史性的转变,其趋势是演变成为一种帝制农商社会.这一历程以独特而又合乎逻辑的方式展现了人类社会转变的一种非西方模式.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引起袁氏集团内部的分裂,以段祺瑞、冯国璋、徐士昌为代表的袁氏部属,对洪宪帝制或公开反对,或暗中抵制.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千古帝制的收场人隆裕

1913年2月22日凌晨,隆裕太后病逝于长春宫,她是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的母亲。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随即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文武官员穿孝27日。     

明代万启年间晋安诗派碰撞中的坚守与微调

时代万启年间诗坛风云激荡,革新与模古的交锋激战正酣。作为有明一代诗学重镇的晋安诗坛也于此时再次迎来繁盛。为了纠正七子派的模仿叫嚣与公安、竟陵的空虚浮泛之诗病,以邓原岳、谢肇淛、徐熥、徐火勃、曹学佺等为核心的晋安诗人,祭出回归明初闽中十才子的大旗,并在与楚音吴风的碰撞中,在坚守的同时进行了微调。他们学习的下限开始触及中唐,在大历诗风的内核中包裹上风韵清雅的王、孟情调。同时为了增加诗歌的厚度,多为藏书家的晋安诗人特别强调学识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带来了对宋元诗人诗作较为开放的态度。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洗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定这一史实。     

中国传统绘画透视浅谈

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中国传统绘画透视法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就它的特点作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绘画透视法在观察方法、表现方法上既遵循科学透视的法则和规律，又不被一般的法则和规律所约束；以大观小的运动透视法是中国传统绘画上高度艺术性的风格特征之一．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 ,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洪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 ,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认这一史实     

帝制的不断完善与民本思想的广泛传播

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政治思潮的激荡与播散、人际之间的互动与传承是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动因.在帝制由确立走向鼎盛的演化阶段,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逐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这种历史现象表明:许多著名学者做出的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断与事实不符.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关系研究述评

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其法律顾问、美国学者古德诺写了一篇名噪一时的备忘录———《共和与君主论》。因文中有"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之语,遂被筹安会杨度等人借为己用,作为鼓吹君主立宪的主要依据,古氏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骂名。对于这一问题,当时就曾引起众多评论,各家褒贬不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并展开了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和总结,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时提出几点新看法,求教于大方之家。     

洪宪帝制失败原因新探

传统史学将洪宪帝制引发的诸如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反对、部属的离心、列强的出尔反尔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发动的护国运动等表面现象视为其失败的全部根源 ,未能揭示出袁世凯政权很快崩溃的内在动因。以对历史潮流的顺应和逆违为依据 ,从权威合法性基础、道义基础和政绩基础三方面推导 ,可见洪宪帝制失败的深层原因。     

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

帝制初起时 ,一战方酣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 ,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 ,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 ,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 ,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煽动中国内部叛乱 ,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历史上看,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日本的,其对日本抱有极深的戒心。1915年在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据理力争的,虽然日本有利用帝制诱惑袁世凯的企图,但这一方策对袁世凯未能产生效果。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日袁间幕后进行交易的结果,而是中国积贫积弱以及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所致。     

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防沙林景泰林场述论

194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林部林业司在一些林学家提出的营造大西北防风防沙林,以防止西北各地沙漠内侵设想的基础上,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部分地区筹设林场,组织实施防沙造林工程。1947年12月,西北防沙林景泰林场在南京成立,随即在甘肃省兰州市和景泰县成立办事处,确定场址,进行勘测和调查,宣传普及生态观念,开辟苗圃,培育树苗,栽植树木,实施造林防沙工程。因经费短缺,自然条件艰苦及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实质支持,林场苦苦支撑,不到两年便黯然收场,被人民政府接收。该林场是中国最早的防治北方沙漠南侵的国家工程,是当代"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最早尝试,也是甘肃省防沙造林事业设立专业机构之始。     

民初共和制、洪宪帝制均告失败悖论新探

民初民主共和制因民主基础薄弱而失败,洪宪帝制并非因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失败,两种失败并行不悖。民初中国既不是一个完全传统性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现代性的社会,而是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备的过渡性社会,现代性不足以使民主共和制成功,传统性也不足以使帝制复辟成功。实际上,民初中国应该选择介于帝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的政治模式——过渡性强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