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园杂诗》看钱澄之对陶渊明遗民色彩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形象中的遗民色彩被刻意凸显,无论其归隐、力田,还是其诗文的风格,都成为明遗民效仿的典范,钱澄之即为其中的代表之一。通过钱氏的《田园杂诗》可知,在明清易代及遗民心态的影响之下,钱澄之在继承陶诗田园世界与真淳风格的基础上,又更多地彰显出了自我的遗民情感。由于钱澄之与陶渊明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与个性气质,所以钱氏之作颇能袭得陶诗内在之精髓。     

论王士禛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清初，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主要表现在王士稹、王夫之、叶燮对其孜孜不倦的继承上。文章以王士旗为例，重点突出他对陶渊明人生的认同与接受以及艺术风格的认可和继承。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论陈宓对陶渊明诗歌的接受

陈宓是南宋时期的重要诗人。陈宓对陶诗的接受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内容的借鉴、艺术手法的汲取和人格精神的接受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对农业问题和生命主题的关注、融陶诗字句入诗、大量运用叠字等。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浅谈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进入明代,基本思路仍沿袭着宋人的推尊。明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明人的美学追求和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多方面的。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同治四年以后,王闿运的思想较前期显得更为豁达.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出现了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的变化.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氏人格的体认一样,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相对应.     

加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

对陶渊明接受史的轨迹进行描述和探因,极有必要提到陶渊明研究日程上来.这主要基于两点第一,现代西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第二,国内文学研究现状特别是陶渊明研究现状表明,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急待展开.     

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

对隋代初唐读者来说陶渊明已不陌生,但主要还是一位风雅高士,而非诗人.盛唐人虽有不满陶的一面,但总体上欣赏渊明风流,以群体的形式发现并开拓了田园诗.中唐人则将陶的平淡自然精神进一步凝定、普遍化.晚唐对陶的接受无多大进展,但也有特色.隋唐五代人之所以接受陶渊明是有其特定原因和条件的.     

陶渊明年寿问题辨证

陶学研究者对史书记载的陶渊明年寿提出了质疑并各创新说。除史书所言渊明63岁外,其余诸说多是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到证据,并推断渊明年岁。但诸说均忽略了渊明居处遇火对其诗文保存与写作的影响,并以其诗中不能确指的数字作为推论的原点。陶渊明年寿的可靠资料应是《宋书.隐逸传》、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和萧统的《陶渊明传》,而袁行霈先生的一些说法就很难成立。陶渊明年寿仍应以＂六十三＂岁为妥。     

诗意的生存与陶渊明

诗意的生存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论者多是就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立论申说,而笔者则将其视为德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点,纵向地追溯其源流,横向地探寻其同道,说明诗意的生存是中西诗哲的共同追求,并不属于某一个人。在德国,它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派的理想,它由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奠立,后经荷尔德林,特别是海德格尔的阐释,成为一个著名的命题。具体说来,诗意的生存应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前者意在人生的皈依及意义,后者则指向自我生命的实现方式。其实质是通过＂诗＂,把人类提升到最高的境界,以实现对永恒的追求。它体现了对现实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企望,包括完善的人、完善的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在中国,诗意的生存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理想,为历代士人所追求,其中的陶渊明不仅有其＂思＂,而且有其＂行＂,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自我的诗意生存,这一点是颇有理论建树的德国诗哲所未能企及的。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论陶渊明对唐代诗风的影响

唐人受到科举制度及崇道思想等时代因素的影响,对陶渊明的人格与诗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评判、接受乃至崇拜,至此,曾经被冷淡的陶渊明的诗歌方才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同时,陶渊明又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与突出的诗歌成就,分别影响着初、盛、中、晚唐不同时期的诗歌风气。     

论陶渊明对宋代休闲词的思想影响

平淡自然的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倍受宋代知识分子一致的推崇,因为其人其文看重且把握了今生的欢乐。他的欢乐不是挥霍放纵的及时行乐,而是追求身心自由、物我情融、归耕田园及诗酒琴书等一系列快乐。通过探究陶渊明曾经深深影响了宋人及宋词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素养,我们不仅可以领略陶渊明及宋代词人的“休闲”生活情趣,而且还可以获得人何以能“诗意栖居”的机密,从而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去把握休闲的真谛。     

现实性与现代性的交汇--鲁迅的陶渊明论

“现实性”与“现代性”是鲁迅陶渊明批判中的两重依据。同时,在这两种理性标尺要求与作用下,鲁 迅也完成了对陶渊明人格的重构。而这种重构是以突显陶渊明性格中“金刚怒目”成分为其主要标志的。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