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元里城中村社区管理的思考

城中村的逐步改造在城市化发展中已经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城中村改制以及创新社区管理成为当前街道社区管理的重要内容。社区管理的目的是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区居民的素质。文章就广州三元里城中村改制的现状、特色以及社区管理提出建议与思考。     

怎样多管齐下提高组织合作效果

1.弱化街道办事处权力,提高居委会自治能力。要真正推动社区居民自治,政府就要简政放权,明确政府、社区居民在建设社区过程中的定位,明确社区居民在自治过程中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政府部门对社区居委会的业务指导和支持,避免越职干预、插手社区事务。这样有利于全面提升居委会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改制型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与功能定位——以武汉市Z镇新社区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是地方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在构建和谐社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会急剧转型,基层政府在改制型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出现了"错位"、"越位"、"缺位"等角色失调和功能紊乱现象。在改制型社区建设和管理过程中,适应改制型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基层政府要尽快转变角色,学会从农村社区向都市型社区管理的转变,明确功能定位,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为己任,不断强化社会管理,提升服务功能,为改制型社区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居民视角的新型农村社区参与式治理实现策略

参与式治理是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善治的重要模式,居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受益者、供给者和推动者本应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受居民自身、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社区治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却鲜有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突出表现为对社区治理的“无意参与”、“无力参与”和“无路参与”,导致政府社区治理成本高而效率低,居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在新型农村社区这一特殊场域实现参与式治理,必须从居民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以立足于居民的切实需求、重视民间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以及吸取城市社区相关先进经验等方面来安排适合策略。     

城市化背景下近郊农村的社区改制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武汉市Z镇改制的调查研究

武汉市Z镇在社区改制中一次性征收村庄和村民土地,并引入第三方参与。在社区改制过程中,Z镇同样存在着征地拆迁、家园重建和组织转型等问题。政府可采用民主的方式完成拆迁补偿工作,采用有情操作的方式实现拆迁补偿工作的平稳展开,按照"议行分设"的原则组建社区的自治机构,通过政府职能延伸的方式实现政府在社区的行政管理,通过搭建平台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并最终实现"改制型社区"的服务外包、政策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间机构运作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探索“以人为本”社区参与的新思路

社区作为居民聚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发展离不开居民的共同参与。以人为本的社区参与新思路将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区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针对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政府在社区参与中角色不清、非营利组织缺乏社区参与条件、驻区企业缺乏社区参与的责任感和社区工作者缺乏创新的社区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增强社区居民参与主体意识、准确定位政府在社区参与中扮演理想角色、提升专业社区工作队伍的能力与方法和拓宽社区支持网络等多种形式的解决路径。     

社区制度的培育与规则的形成--从几个案例考察城市社区权力的形成方式

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基层进行的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宗旨在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基层社会领域尝试并培育一种健全、便捷、合理、民主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新制度与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在实现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力的过程中,其现实权力的来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经由上级政府赐予的,而是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由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团组织、社区与居民在不断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制度的培育过程表现为现有体制下需求者(社区居民)和供给者(政府)之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量的反复博弈过程.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民族旅游开发对乡村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以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景区为例

民族旅游开发改变了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旅游带来的经济增长能有效提升旅游地社区的生活质量,旅游引发的城乡互动促使旅游地居民在城乡差异对比中反思自身的乡村身份。鉴于乡村身份认同对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旅游开发提升泸沽湖景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研究背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收集数据,同时运用扎理论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得出泸沽湖旅游开发影响乡村身份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旅游引发的物质改变是影响泸沽湖景区乡村认同变迁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伴随当地乡村环境的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主客互动的增强,泸沽湖景区居民的乡村认知观、乡村身份自信和乡村社区认同感均得到提升。     

八句话

近一两年来,城市社区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大中城市到小城镇,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工作中的“热点”。但在社区建设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倾向,值得关注。一是行政化倾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基础是居民参与,本质是居民自治,核心是以人为本。政府的职责在于组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培养培育居民自治能力,创造条件让居民管理、办理自己的事情。可在一些社区里,却出现了政府当家多、居民做主少,政府议定多、居民参与少的现象;出现了有些政府部门争相把自己的“腿”伸进社区,工作压给社区,对社区居委会发号施令、派任务、下指标等等。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     

你参加过社区中的文化活动吗——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调查（二）

社区里的各种文化活动是居民相互了解和增进交流的一个平台，同时也能够起到陶冶居民情操、提高居民素质的作用。在没有进行社区改制之前，很多小区都有一些由居民自发组织的文体娱乐活动。社区管理体制建立之后，在居委会的大力推动下，小区中原有的活动不断扩展，还出现了一些社区组织。针对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     

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测量指标和结合我国实情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现状进行考察,从居民个体背景特征、上级支持状况、控制状况、沟通和交往状况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的合作关系的影响机理,探讨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平等合作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打好四张牌化“阻力”为“资源”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人员流动的加大，赋闲居民的来源、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身份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回到了社区，他们的观点、意见很容易获得社区中相同、相似层次居民的认可和拥护，成为社区“大V”。如果他们的意见与社区、政府的观点相左时，就成了社区推进项目、贯彻政策的阻滞力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深度参与：社区重塑的基石

传统社区正在不断消失,政府建构的行政性的社区实际上是国家治理单元。尽管参与对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政府权力的强烈干预下,已经演变成一种仪式性行为的社区参与机制严重制约着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只有深化社区参与、赋予居民更多的社区自主权,才可能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重塑社区,但这决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建设和谐社区需要正确处理的四个潜在问题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要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国家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通过社区制的管理,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种需要,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转型时期,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参与,都对社会生活以及政府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和谐社区的构建,对社区制度、组织、运行方式都提出全新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四个潜在的问题。“理念困局”问题社区制是对单位制、街居制的一种超越和重整。构建和谐社区,政府…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县级政府职能研究——基于Z市“多村一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作为重要资源的掌握者,应主要定位于规则制定、支持培育、监督管理等多重职能作用上。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职能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主导提供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项目与居民需求偏好存在一定偏差;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比较匮乏;绩效评估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县级政府职能,应着力构建三大机制:准确表达民意的公共信息采集机制、对社会组织的多元培育机制、科学高效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