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亟待建立学术规范

随着 2 0世纪的过去 ,“2 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学术专有名词最终定格下来。作为一门学科 ,在通常情况下最好与研究者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这样可使对象有相对程度的凝固。而如今 ,这一条件开始具备了 ,与此同时出现的 ,则是要求建立学术规范的问题了。与其它学科相比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规范可说是相当欠缺的 ,这里固然存在着诸如时间距离太近、政治因素太复杂等原因 ,然而一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 ,却是可以而且也应当尽快建立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以为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     

当前文学研究之管见

当前文学研究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研究思想之活跃、题材之新颖、内涵之广泛和成果之丰富,都大大超出了本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就浙江而言,一支由中青年学者为中坚的文学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文学研究如何更深入发展的问题,促使人们思考。这里提出一些看法,无非是一得之愚,参与文学研究界的思考和讨论。     

竹内好的鲁迅论:一种着眼于存在之基本问题的现象学式的解读

竹内好的鲁迅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现象学式的。他从"无"的根源出发将鲁迅定义为自觉的文学者。在他那里,这个所谓的"无"对鲁迅的文学及其整个文学性的存在本身来说始终具有一种根源性意义;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是在对各种形而上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实施了一种现象学式的悬搁之后,或者说是在抛弃了这些东西之后,鲁迅文学才真正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悬搁或抛弃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当下现实的整体性承担。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就是在这种抛弃与承担中形成了关乎其自身之存在的文学者气质,并在种种现实性论争中使他那生成于"无"之本源中的文学,获得了其真正的具体现实性存在。同时贯穿在其整个鲁迅研究中的,是竹内好对文学本身之存在本质的一种具有存在论深度的现象学思考:只有当其在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意义上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并由此而与之有一种内在的本质关联的时候,文学本身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始终具有一种主导性意义。     

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

本文以我国文学经典问题域业已形成为基本判断,全面和历史性地梳理了其形成原因和过程,分析了问题域中诸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目前面临的研究困境等。籍此提出文学经典重读的问题,旨在从文学经典现象和重读主体实践活动角度,从该问题的界定、研究目的和重读对象的确定等基本方面做了交代。最后,提出文学经典重读问题需要置于现代与后现代相互交融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中。     

明清文学选本对载道观的反拨

以取消文学本体性为本质特征的栽道观经宋人提出以后,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构成了明清文学选本生成与传播的基本语境.在这一基本语境中,一些文学选本仍然坚守文学本位,公开或隐蔽地对栽道观念作出了有力的反拨,表现出与认同类文学选本迥然不同的另类特征.但是,与那些折中栽道观的文学选本相比,反拨类文学选本往往在经历了一时的热捧之后很快淡出历史舞台,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鄙弃.     

虚构的真实

文学的"真实"是一种"诗意真实",文学通过对日常生活秩序的重新组织来摹写真实,它仅仅支持有限的真实感。"情至之语"、"言在此而意在彼"都是文学真实的策略,政治与真实、语言与真实亦是长久以来的思考焦点。然而,一个世纪以来,随着文学中符号与对象距离的逐渐消失,已经可以预期"真实"这一概念理论效力不断收缩的前景。     

论民族艺术之“根”

当人们从某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热情中感到失落和失望之后,又回过头来在艺术领域里觅寻传统文化的“根”(这里的“艺术”使用的是语词的泛概念,包括文学),以求由此建立起较为沉实的基础。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中也不乏疏漏处,有一些寻“根”往往失却正确的流向。故此谨将我个人对民族艺术之“根”的初步思考谈一点看法。     

从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学术良知——丁帆教授访谈

正关于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施龙(以下简称施):丁老师,您主持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史》出版了。作为编撰者之一,我知道这部文学史凝聚了您最近几年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虽然因为一些限制,您的相关思考还无法在这部文学史中得到更为深入、系统的展现,但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整体架构还是基本得到体现。在此,您能再就这两个概念及它们在百年新文     

树与波——作为世界文学现象的大江健三郎

一、3·11之后 首先我要申明的是,我既不是日本文学的专家,也不是专门研究大江文学的学者,我的研究对象是俄罗斯和东欧文学.今天汇聚在这里的都是日本文学的著名论客,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     

文学研究的自在、他在、实在——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基本范式的描述与批判

百年来文学领域中层出不穷的各种理念、方法可归纳为 2 0世纪中国三种不同的文学研究基本范式 :自在 ,他在 ,实在。自在范式刻意找回文学事实 ,描述文学事实 ,建立文学知识体系 ,但漠视文学研究的历史性、主体性。他在范式追求在社会文化、思想逻辑中找寻文学背后之因 ,却忽略了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位和个体性。实在范式建构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对象性关系 ,突出研究的个体判读与经验判断 ,但其研究的真理性、有效性难以普遍确立。2 1世纪中国的文学基本研究范式应是对 2 0世纪三种文学研究基本范式的扬弃、超越和融会     

论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文学精神的规范与重塑

文学精神是文学于哲学思想层面诸多意义的集中呈现。在南宋后期理学一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精神的基本问题是理学以何种方式对文学进行规范与重塑,并以何种形式在文学中展示出来。人生之本然,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当时的辞赋创作,对生存意义思考的热情大大下降,此期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在个人道德人格的臻于纯粹。当时的抒情言志赋热衷于是,深于忧患的人文情怀被道德自足代替了,文学中的乡居描写也为理学的齐家观念所重塑,重在描绘其乡土情韵,更具生活气息,更具醇厚之美。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治平理想是构建一个超稳定、超和谐的封闭社会,因此,对家国的忧患意识逐渐淡出辞赋,代之以对风俗醇厚的社会图景的憧憬与描绘。     

一部立意正大、创新性强的文学史新著——评徐培均主编《中华爱国文学史》

由徐培均等7位先生用功十年才告竣的《中华爱国文学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06年夏出版。徐先生是我复旦的前辈学兄,赐我一册,令学习并作评论,恰好我正在思考文学史类型学的问题,这部文学专史是我应该关注的一种样例,便欣然应承下来。我边读边思考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动笔,一晃竟过了三个多月。现将我对此书的读后感,以及因之想到的一些不成熟意见写出,以向徐先生交卷并求教,也求教于该书其他作者和诸位同行。     

由叶赛宁之死看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

对叶赛宁之死的关注是鲁迅思考文学与革命关系的一个焦点,鲁迅从叶赛宁之死中看到了诗人与革命之间难以挣脱的悲剧性宿命。通过苏联革命这面镜子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探寻中国新文艺的出路,是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论形态和现象的形成研究与方法问题

方法问题对于探讨相关文学理论形态与现象的形成显然是重要的.就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形成而言,学界以往的研究存在揭示其"内在理路"和着眼于社会历史分析这两种基本路向.其实,从特定角度来看,主体性文论现象的形成还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由此,有必要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之进行考察.在具体文学对象的研究中,不同方法的运用,也就自然会因之得出一些差异性的理解.显然,这对于有效地拓展、丰富和深化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读有所得》看人文读本的文学趣味

人文读本的取材大多集中于经典对象,在纯文学读者群不断缩减的背景下,《读有所得》所代表的此类出版物体现出别样的文学性,成为考察当下公众文学阅读取向的某种标本。《读有所得》既有文学倡导之形式、也有足够坐实的文学阅读之内容,刊物的文学趣味浓郁,人文情怀凸显,已经构成了文学阅读的别样空间,表明文学阅读的空间其实是富有弹性的。就文学品格而言,如何在凸显思想价值的同时,恰当引导读者对文学形式的感知欲求,这也是尚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份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人文读本,《读有所得》为了解和提振全社会的文学阅读活动积累了某些经验,也为我们观察和思考出版物与文学传播之间的良性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高科技对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挑战

我国的文学基本理论研究 ,在经历了新时期发轫之初的拨乱反正、80年代中后期的“方法论热”和 90年代的“体系大战”以后 ,现在又受到高科技的挑战———当现代高科技犹如文明时空的一只仙鹤飘然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人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与便捷 ,也有精神审美领域的新奇与变异 ,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首先是新技术革命带来文学研究对象的变化。近年来 ,就在人们扼腕喟叹文学一步步走向沉寂 ,深感理论拓新举步维艰的时候 ,忽然发现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对象已经悄然变化。随着高科技对文学艺术的不…     

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

从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定义问题，需要为比较文学寻找到一个基本共识。跨国别的文学研究，便是这种基本共识，而且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他的如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只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必要条件，是以跨国别文学研究为前提的。比较文学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它还理应是一种文学形态，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翻译文学作为链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和桥梁，就是一种文学形态，即比较的文学形态。在跨国别的前提下，翻译文学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可以使比较文学的定义明晰化，并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神话、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谈谈我对阿Q性格的一些理解——答复王若麟、陈育德两同志

《学术月刊》一九五九年二月号“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一文!批评了我的“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辩证统一”一文中有关阿Q性格的部分。我觉得,它对我是有好处的,它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有关阿Q性格的一些问题,但也有一些意见,因此写这篇文章,与王若麟、陈育德二同志商榷。首先是,王、陈二位同志歪曲了我的原文,我不得不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关部     

文学研究:学术生态与职业精神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思考学术何为、学者何为等学术精神生态问题,已经日益迫切而无法回避了.在大师之后的历史境况中,学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极为重要.在当代创新话语中,创新之路在于将创新与生命多样性紧密结合.意识形态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语境,文学研究不是脱离政治,而是去思考政治语境中的文学研究何为问题.学术声誉是文学研究学术生态的思想氛围,对学术发展和学者精神提升具有不可忽略的独特作用.文学研究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学术国际化处境和确立本国文化立场的紧迫性.文学研究者具有多重身份,作为科研人员、文学教师、人文知识分子和本国文化代言者,在维护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态上,他们的身份意识和职业精神将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