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评郁达夫《采石矶》

郁达夫的《采石矶》以乾嘉诗人黄仲则为题材,初次体现郁达夫“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借以影射郁达夫与胡适的一段纠葛。《采石矶》蕴含了郁达夫对名士“狂狷”精神的回溯,并揭示了以“立言不朽”来对抗“在世寂寞”的途径。郁达夫对黄仲则等旧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其诗文,更是一种名士精神的坚持。     

谁是采石矶之捷的指挥者?

发生于我省的宋金采石矶之战的宋军指挥者,历来说是虞允文。今见王明清的《挥麈录》上一段记载却有异说:“(完颜)亮知江岸有备,遂全军过杨州。(宋)军奏凯,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参赞军事偶至采石,遂与王琪报捷于朝廷。”原来完颜亮见宋军防严密,便移兵沿江而上,克杨州。虞     

李敖与《胡适评传》

《胡适评传》一书 ,体现了李敖对胡适倡导的传记思想的理解 ,是李敖对胡适“新体传记”理论的大胆实践。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细密宏阔的脚注叙述 ,展示出胡适成长的大背景 ,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作品语言的简约含蓄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作者摆脱了传统传记单纯评价传主的单一的审美规范 ,高屋建瓴 ,以巨大的叙事空间和含蓄的描述语言使作品充满了张力和厚重感 ,产生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容恩、胡适与《易经》

在关注中国文化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中,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容恩(C.G.Jung,1875-1961)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把中国传统思想当作其理论探索的重要依据,虽然这探索是要“解决欧洲的问题。”容恩特别重视《易经》,认为是“中国思想的丰碑”,从对     

胡适与亚东版 《红楼梦》

亚东版<红楼梦>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始至终都伴随着新红学的进程.标点本是一种新的小说文本,标志着<红楼梦>的新的文本形式的产生,也标志着用现代方法处理小说<红楼梦>文本的开始.胡适在重排<红楼梦>过程中着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胡适年谱》疏正

曹伯言、季维龙两先生编著的《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1 986年版 )是目前较流行的胡适年谱 ,该书收集材料比较详尽 ,是研究胡适的重要工具书。我本人和其他胡适研究者一样 ,从中收益不浅。另一方面 ,胡适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政治活动家 ,知识面和社会交往都异常广博 ,因此 ,写好《胡适年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十多年前 ,对胡适研究的解冻刚刚不久 ,写好《胡适年谱》更是不容易的事。诚如该书《编辑说明》所说“书中疏漏不妥之处一定不少” ,的确 ,该书出现了一些问题。如 :印刷校勘问题 ;编辑过程中的疏漏 ,如出现…     

读《闲话胡适》

引言《闲话胡适》,石原皋著。刘海粟给他作序说;“最近在《艺谭》上陆续读到了《闲话胡适》一文,观点正确,叙说朴实简炼,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胡适的风貌,它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并非偶然。胡适的亲友健在者无多,能写出这本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此书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研究和分析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此书得到好评,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先后加入《新青年》 ,使得该杂志提倡新文学的招牌真正挂起。《新青年》由同人杂志而转向专谈马克思主义 ,鲁迅和胡适程度不同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 ,就是不再把自己的全部文章送交该杂志发表 ,但仍然还供一些稿件。然而在《新青年》最为辉煌的第二个时期 ,与胡适的四面出击相比较 ,鲁迅的表现却相对内敛 ,这当然也是各自的成长背景、自我期许等各种因素综合后的产物。五四事件的爆发引发了胡适“谈政治”的热情 ,而鲁迅则依然执著于思想革命。鲁迅真正走向前台 ,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要到 192 5年卷入女师大事件以后     

二十一世纪的胡适--读《胡适周围》

还是在1956年2月全国大规模地批判胡适的运动刚刚过去之后,毛泽东就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二十一世纪的胡适——读《胡适周围》

还是在1956年2月全国大规模地批判胡适的运动刚刚过去之后,毛泽东就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前几年,在当今中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不论毛泽东是出于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直觉还是出于风趣,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也不论对于李慎之的话怎样歧见纷呈,但一个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却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大陆“行情看涨”,而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下落”的“征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胡适之于中国社会转型…     

胡适《尝试集》重议

(一) 一九一八年一月, 《新青年》四卷一号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九首,这是在“五四”前夕“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首先出现的新文学作品。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胡适的《尝试集》初版问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新诗集。集名“尝试”,是胡适反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之意,主张“自古成     

《竞业旬报》与胡适早年文章

1906年夏间胡适离开澄衷学堂考进了中国公学,那年他十五岁。中国公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革命吏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前清戊戌变法之初,朝廷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本求学,至1905年时留学生数已达万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反清革命志士,一时政治活动频繁,排满言论激烈。在清政府的要求下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冬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严定学生入学资格。登时群情忿激,酿起风潮,风潮最烈的时候湖南陈天华,即《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投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人心益为震动。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愤慨回国,集中回到上海的留学生在郑孝胥的资助下决定在国内自办一所大学。1905年12     

《渔矶漫钞》艺术谈片

近几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茶余饭后,总爱翻翻我国古代的笔记小说.象《笑林》、《拾遗记》、《封氏见闻记》、《道山清话》、《湘山野录》、《四朝见闻录》、《渔矶漫钞》等,我都读过.     

重新评价胡适《尝试集》

自胡适的《尝试集》一九二○年问世,历来评价不一。肯定者固然不少;但否定之批评尤不绝于后,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开展胡适思想批判后,就只剩一片否定之声了。主要观点认为:《尝试集》“在内容上存在着很浓厚的属于没落阶级的腐朽意境和情调”。“有的还为浓厚的封建思想或洋奴思想所充塞。”它“既不能带来新的革命的内容,也不能解决诗的形式本身”。“它与我们真正的新文学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于是,这经鲁迅等人删订过     

胡适《读楚辞》的积极意义

在八十年代关于“屈原否定论”的讨论中，胡适的《读楚辞》被当作“否定论”的代表作受到较多的批评。其实，产生于“五四”时期的《读楚辞》，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被后人视为“屈原否定论”的发难之作，是其负面影响，前人多有论述。本文着重论述了它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正面影响中，最突出的是，打破了两千年来，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经学禁区，批评汉儒以经说骚，把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才有的“君臣大义”观念，强加在战国时代的屈原身上，把屈原变成一个“忠臣的代表”、“伦理的箭垛”。这一批评，不要说在“五四”时期的学术界具有震撼作用，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适与其他“屈原否定论”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略论胡适的《尝试集》

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是我国新诗开创期与旧诗分水岭的一块嵬嵬界碑。它结集于一九二○年三月,相继刊出四版,发行量达万册以上。读者之众,影响之大,可以想象。长期以来,对于胡适的《尝试集》,一直未能给以公正的评价。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实事求是地为《尝试集》拂去了过去被蒙上的积尘,但是,对于它开拓新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诗作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都尚未能作出切合实际的估价和科学的论断,笔者试图对以上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胡适思想的多维透视──读胡晓著《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胡适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胡适思想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呈正面的，抑或负面的倾向？……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青年学者胡晓，经过多年的艰辛求索，撰成了《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一书，对上述问题创发新议，使胡适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胡适思想。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胡适一生讲究实效，不尚空议；对纯理论的思辨没有兴趣，他所关心的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与现实社会贴得很近，他的著述呈现出一种…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     

胡适《〈水浒传〉考证》札记

《水浒传》中有一段话 :智深走到面前 ,那和尚吃了一惊 ,跳起身来便道 :“请师兄坐 ,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仗道 :“你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 !”那和尚便道 :“师兄请坐 ,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 :“你说 !你说 !”“———说 :在先敝寺……”金圣叹批道 :“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 ,智深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 ,从古未有。”胡适先生则以为加上标点后 ,“读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声口和插入的气话” ,“并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绝 ,从古未有’的文章”。两位前人的评论均未注意到该文学形式原有的传播…     

胡适《坛经》考证方法论再审视

在20世纪20-30、50-60年代,胡适先生通过在英国、法国所获得的《坛经》敦煌本、《神会和尚遗集》等资料,列举所谓"很明显的证据""更无可疑的证据""最重要的证据",认为《坛经》的作者是神会或神会一系,而《坛经》敦煌本为《坛经》最古本。胡适的上述结论引发了近代中国禅宗史及《坛经》研究最大论战的导火索。围绕胡先生上述结论及考证中的相关问题,学界多有争论,并持续多年,形成了20世纪学术史中的著名公案。通过诸多学者精细考证及研究,最终断定胡先生的结论不能成立。目前,虽然这一学术公案已尘埃落定,但在方法论方面所蕴含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深刻反思。例如,胡适考证《坛经》的动机、立意、目的、态度;执于文字相,难入《坛经》思想內在理路;以及没有契入《坛经》版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