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并同柳鸣九同志商榷

一文学上的共鸣,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神秘和奥妙。我们读完一部作品,就会在思想上发生一定的感应,或者对作品中所歌颂的人物和事件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或者对作品中所批判的人物和事件发出不满、愤慨和痛恨。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作品里所贯注的思想感情发生交融,趋于一致,这就是共鸣。我们研究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综合,指出文学共鸣的不同类型和它们各自不     

也谈文学的共鸣问题——与陆行良同志商榷

关于文学土的共鸣现象,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读了陆行良同志“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一文,我们得到了不少启发。但是,这篇文章在下面两个问题上,还值得商榷。首先,文学上的共鸣是什么?陆行良同志说:我们读完一部作品,就会在思想上发生一定的感应,或者对作品中所歌颂的人物和事件感到     

共鸣·欣赏·创作——兼与柳鸣九同志商榷

在探讨阅读及创作中的共鸣问题之前,先得了解共鸣的內容反实质。柳鸣九同志在“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一文中说:“共鸣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具有一定的条件或基础的,这条件就是‘相同的频率’,也就是说相同的思想基础,一致的阶级倾向,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共鸣是谈不上的。”在这里,他把共鸣和理解、欣赏和喜爱区別了开来。在“关于文艺欣赏阅读中的情感运动形式”这篇文章中,柳鸣九的基本论点未变,只是对于共鸣和理解、喜爱的区别,有了具体的阐述。他认为“理解、肯定、赞赏主要是属于理性的评价的范围,而喜爱、感动和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吗?——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二十年前开展的“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被那个“理论权威”用政治批判压了下去。论战一方的代表杨献珍同志始终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过看法,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与外界隔绝了十多年。在今年六月号的《学术月刊》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杨献珍同志的一篇文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杨献珍同志在文章中说,杜林、林彪和“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都借助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我们很同意这一看法。杨献珍同志又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不可能有唯物主义的理解,更不可能有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的理解,肯定地认为“思维和存在的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究竟将发生什么影响,大家的意见还不大一致。有的同志耽心将产生、甚至已经产生“精神污染”的作用(特别是对青年学生)。另一些同志认为只要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态度,那接触和研究这些哲学不仅不会受到精神污染,反而有助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看法的。但认为对持前一种意见的同志所表示的忧虑也不可忽视。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     

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国之思”

庾信本来是一个失节事敌的封建文人,我们应当揭露他、批判他。但是,最近几年学术界却有一些同志把他视为“南北朝最后的一个优秀诗人”,甚至有人称他是“不朽的伟大诗人”,是“六朝时期最杰出的一位爱国诗人”。他们一方面袒护庾信的变节行为,一方面又美化他后期作品中的“故国之思”。说什么“庾信怀念故国的思想感情是值得肯定的。”庚信的“故国之思”“包含着深厚的祖国爱”,他的作品中表现的“虽死也要回到祖国的顽强精神是很动人的”,“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认为,这些评论不仅关系到如     

矛盾可以划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的两类吗?——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最近哲学界展开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我们基本上同意项晴、沙人等同志对“合二而一”观点的批判的意见,我们认为“合二而一”的论点实际上是取消斗争融合矛盾的错误论点。这里不想多谈。现在着重对《人民日报》7月19日发表的姚伯茂同志的“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提出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希望姚伯茂同志与其他同志指正。姚伯茂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新的关于两类矛盾的论点,即把矛盾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的两种不同类型。在学术讨论中这种大胆地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精神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他的论点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就评价班固与《汉书》问题与冉昭德同志商榷

在评价班固与《汉书》的问題上,冉昭德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论点,并陷入重重的自我矛盾之中。例如:他一方面承认班固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班固“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也作出某些真知灼见的判断”,班固“对事务的看法,不偏执一端”等等。他一方面承认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客观存在”的“五行迷信的     

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足”吗?

邵荃麟等同志主张“写中間人物”,反对創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一再指摘写英雄人物的作品“現实性不足”,或者“現实主义不够”。他的理由說来說去,无非就是:英雄人物是“少数”,是“萌芽”,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写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沒有写矛盾錯綜复杂的“阴暗心理”,人物的“现实性”就不足。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看我們的社会     

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评高尔太同志的“历史性的人学”

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中,高尔太同志发表了许多文章,他把“异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运用“异化”分析社会历史过程中,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历史性的人学”。本文试对上述思想的主要论点,谈一些粗浅看法。一关于“异化”,高尔太同志把它理解为人的异化。他说,异化“是指人(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作为主体,通过自己的活动转化为客体,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在高尔太同志那里,更强调异化的主体是人的“自我”,因此,所谓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     

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文学创作的绊脚石

编辑同志: 我想跟你们谈谈我对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一点看法。三十多年来,我们评价一篇小说,总是强调是否描写了典型人物,或曰典型形象、典型性格。描写了,就大加赞赏,许为成功之作,否则就要被指责得一无是处。典型性成了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什么是典型呢?《辞海》说是“指在同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人或事物”。那么,所谓塑造典型人物,就是要塑造各阶层中最有代表性     

试论宋景诗

<正> 在清末农民大起义的怒潮中,出现了一支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对宋景诗,历来看法很不一致。五十年代对他的评价很高;近几年来,有的同志说他是“黑旗军的叛徒”,有的同志虽指出了他的叛变问题,却又说“对他还是肯定的”。看法仍有相当的距离。本文试图通过宋景诗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所走过的道路,对他的功过分阶段进行评述,特别是对他投降的真伪和他的两次抗清,谈点看法。     

关于迦梨陀娑的出生年代问题

自本刊本年第五期发表“迦梨陀娑——印度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一文后,该文作者陆侃如同志接到王衍礼同志来信讨论有关迦梨陀娑出生年代及其作品的中文译本问题。下面发表的就是该信中所提到的有关迦梨陀娑出生年代的一些不同看法。余略。     

作品的艺术“格调”与真实性及其它——对李剑同志失误作品的思考

李剑同志在《谁酿的苦酒》中,为自己作品的“格调”问题进行了辩白,将其理由赅括起来,大抵有如下几点:一是说他的作品写的是“事实”;二是将一些同志批评其作品“格调不高”的说法“匡正”为“这群流氓格调不高”;三是“我客观地表现自己的情绪……”;四是作品中的人物“格调”是与作家艺术趣味毫不相干的;还有“我们经过了一个‘格调不高’和‘不堪入目’的黑暗时代”等等。上述种种观点虽是李剑同志个人提出来的,但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的一些根本问题。倘对这些根本问题不辩清楚,要想写出高“格调”的作品来,恐怕委实是戛戛乎其难的。为此,我们抱着“疑义共与析”的态度,就李剑同志作品失误的某些原因及上述种种观点,谈谈我们的看法,以期引起同志们(包括李剑同志)的注意和讨论。     

我读《驼峰上的爱》

对于冯苓植同志的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简称《驼》)区内外批评界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对《驼》的得失做出了各自的评价,而且也间接地涉及到了一些文学批评方法上的问题.本文想谈谈我对这篇作品的一些看法.(一)很显然,对这部作品不同看法的焦点是在“爱”的向题上.持否定意见的同志从社会批评的角度出发,认为《驼》所宣扬的     

试论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政治主张——兼评“问题和主义”之争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复杂而又不容回避的人物。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亦尽人皆知。就“五四”时期的胡适而言,如果说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所持的保守主义的改良主张,却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甄别评价其政治思想时要比肯定其文化成就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对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质内容与历史作用的分析,对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的定论提出质疑。     

对“让步政策”要有阶级分析观点

自从孙达人同志的《应該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发表以来,已引起爭論,有同意他的意见,也有不同意他的意见。本文基本上贊同孙达人同志的看法,同时认为虽然不能一般地否认“让步政策”,但是解放以后国內史学界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在大规模农民战爭失敗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让步政策”是确实不存在的。以下是我个人对这一問題的看法。 (一) 有些同志费尽心机企图替这种“让步政策”寻找理論根据,看来这样的努力到最后是要落空的。因为統治阶級与被統治阶級之間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調和的。尽管我們不能一般地絕对地否认历史上統治阶級的“让步政策”,这是因     

“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历史背景及其作用

一九六四年秋,一个所谓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顿时席卷整个中国,历时半年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全国主要报刊杂志就发表了大小文章近三百篇。同时,各地还出现了名为“中间人物”论的讨论会,实为批判邵荃麟同志的声讨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邵荃麟同志作过多次发言。他从文学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出发,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提出了要重视对中间状态人物的描写。这显然是属于学术性     

艺术风格三题

一、艺术风格的成因艺术风格是创作个性最突出的体现。创作个性是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所特具的兴趣、爱好、能力、人格（此取狭义）、气质等心理因素的总和。大致可以说，艺术家的兴趣、爱好直接制约着他对题材的选择，人格品位较多影响到他对生活的评价，能力高低从他驾驭艺术形式表达思想情感中反映出来，在此基础上，个体气质外化而形成作品的独特风格。艺术家的兴趣、爱好不能决定其风格的独特性，兴趣、爱好是多变的、纷杂的，艺术风格则是恒定的、单纯的。艺术家的能力固然是形成风格的基础，因为风格是创作个性成熟的标志；但是它几乎…     

"文革"中的周扬批判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周扬在这条黑线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被认为是"总头目"①"祖师爷"②"代表人物中的代表人物"③.周扬是文艺界的大人物、重量级人物.对他的批判,成为"文革"中的一出重头戏."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也为考查"文革"大批判逻辑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