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中国传媒的对外政治传播

大众传媒是对外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大众传媒的实力决定着一国对外政治传播的影响力。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媒对外政治传播重视对外政治信息传播中文化因素的运用及与对外文化传播的配合推进以达致理想的影响力。在追求政治传播影响力的过程中,传媒如何在尊重传统文化和呈现现代中国当中寻求到平衡的支点,是后续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机制——以电视产业为例

市场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技术进步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制度创新是通过“初级行动团体”权衡自身收益与成本而启动,“次级行动团体”配合而完成。市场需求增长带来各个相关方收益都能增加的“增量型”制度创新比较容易进行,如广告经营制度、有线电视制度等;涉及利益调整的“存量型”制度创新则阻力很大,如“制播分离”等制度。市场需求、制度环境、传媒技术进步也将持续推动传媒产业制度创新。     

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是传播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前景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技术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简单化和狭隘化等,正视这些偏差是学界推进相关研究的当务之急。     

上海大学传播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介绍

一、传播理论创新该方向直面我国社会转型期传媒所面临的问题,突出我国社会转型期传媒制度建构和传媒理论创新主题,开展纵深的学术专题研究,形成专题论著。五年来先后召开四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传播理论的本国建构和传播学中国化研究,近年又提出社会转型与传媒理论及制度创新问题。目前主要研究的专题有:中国新闻传媒的软实力与竞争力、近现代欧洲传播思想、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者、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社会转型与中国传媒制度创新和西方传播理论谱系研究等。     

西方传媒公信力的研究视域

西方媒介公信力研究有两个趋向：一是着眼于媒介本身的研究;二是关注从受众角度进行的研究。由此引发媒介公信力研究的五个主要范畴,即媒体公信力状况调查、新闻业表现、受众个体特征差异、人际交流影响以及受众参与程度。通过对具体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范式的阐释,可以反思西方媒介公信力研究的利弊得失,使中国传媒公信力研究在方法上、理论上有更加深入的探求。     

北美市场与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折扣分析

近年来,中国市场的“现象消费”、“喜剧消费”与北美市场的“西方转向”、“剧情片转向”形成相反的消费倾向,如此,当下中国电影在北美乃至整个海外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折扣现象。在电影语言现代性已经实现的情况下,减低甚或消除文化折扣的关键就在于故事。作为艺术媒介,当下中国电影更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作为认知媒介,在现代性反思、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价值迷惘等全球性议题中,应当表现出思想的现代性、精神的现代性等特征。     

“人内传播”再商榷

“人内传播”是我国传播学的五大范畴之一,这一概念尽管出现于早期的西方传播学,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从西方传播学的经典文献中逐渐消失。我国学者林之达、董天策等人在90年代曾对我国传播学界使用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但没有引起学界的反响。“人内传播”在我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在人体内可以形成一个传播系统,可以形成“主我”“客我”对话的互动传播模式。从认知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来看,在人体内形成传播系统的说法基本上不能成立,这一理论对于人类大脑思维活动的理解有简单化和二元化之嫌,与当今世界研究身心问题趋向于一元化的立场相悖,其依据符号互动理论所建立的人内传播模式与米德所提出的社会理论亦是背道而驰。据此,“人内传播”这一概念不能成立。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政府失败”与NPM理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

西方行政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政府失 败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行政改革也随之发生。本文论述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一、公共 部门介入市场的合理性探讨;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范围--以日本财政扩张政策 为例;三、“公共选择”理论与“代理店”理论--“政府失败”的原因分析;四、NPM理 论：企业化政府的思路。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试析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传媒的全球化传播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与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关系,就我国全球化传播的进程和几大窗口、我国对外 传播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和弊端,以及将来可行的调整方向等方面展开论述。     

我国传媒业在"入世"之后面临的五大挑战

“入世”之后,境外媒体和强大的资本力量将不可避免地突入大陆传媒市场,在未来的竞争和对决中,我国媒体将遭遇强劲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我国媒体的经济实力比较弱小,媒体和资本市场的结合存在着法律和政策的障碍,新闻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新闻法制建设处于“失语”状态,新闻人才的使用和培养不适应现代媒体要求。欲使我国媒体业在未来的国内和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上述五个方面进行体制创新,谋求跳跃式发展。     

WTO与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WTO的规则体系对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是WTO对成员国政府行为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行政法治改革的内在要求。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转变政府职能、削减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环节、加强监督制约等目标。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审批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继续清理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适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杜绝部门权力利益化,持续政府的自我“革命”;细化运行机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入世后图书馆面临的著作权问题——以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为中心

入世后,我国图书馆机遇与挑战并存.图书馆应如何应对,以便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是图书馆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最佳出路,本文将以数字图书馆为中心,提出并浅析在图书馆数字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著作权方面的几个问题.     

原告住所地与网络侵权案件的法院管辖

计算机网络的发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资讯和更加快捷的联系方式,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网上侵权案件也给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网络侵权案件的民事诉讼管辖便是突出问题之一。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因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案件和网络侵权案件)提起的诉讼,只能由侵权行为地法院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但网络侵权纠纷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纠纷的特殊性:遭受网络侵权的原告往往难以确定实施网上侵权行为被告的住所地以及侵权行为地点,原告处于起诉困难的窘境。本文认为,应当从计算机网络的特点出发,对传统管辖理论和网络管辖新理论、网络案件侵权行为地以及外国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尤其是应借鉴美国的长臂管辖权理论。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应当成为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权法院之一,这可以给原告更大程度的法院管辖选择权,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解决网络侵权案件原告起诉难问题。     

社团发展与统一战线工作

阐述了当前中国社团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及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从理论上提出了开展社团 统战工作的新思路。     

伊文思纪录片《愚公移山》的拍摄起因

伊文思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中国官方的邀请,来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拍摄纪录片,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件,因为当时中国的大门对西方人是关闭的,这一事件的起因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官方的说法,国内外有关这个问题的猜测以及伊文思自己说法各不相同,遂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研究中的一个悬案。不过,从伊文思来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周恩来当年邀请伊文思到中国来拍摄纪录片并不是如同伊文思本人所设想和其他专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与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原因,即当时的中国迫于苏联大兵压境,急切希望与美国修好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的事实。当然,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也不能排除是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了周恩来希望用一部纪录片来警醒毛泽东,使他能够正视国内濒于崩溃的经济状况。     

当前我国犯罪学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

我国犯罪学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等学科基础性建设上存在的结构性缺位,是犯罪学学科本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并已成为犯罪学发展中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犯罪学的研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治理的紧迫需要,也使犯罪学界有了紧迫的危机感。所以,近年来犯罪学界为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对我国犯罪学学科现状的审视、反思,也是犯罪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本体性建设的考量,这种反思和考量是学科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在当前,犯罪学应克服本体研究的松散状态,建构清晰的本体建设发展目标。梳理学科本体研究,分析我国犯罪学学科本体存在的问题现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从学科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对犯罪学发展的路径抉择。     

论海洋经济与图书馆海洋信息服务

有关海洋经济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海洋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我国海洋产业中,海洋信息产业尤其薄弱。而信息也是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为此,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必须加速数字海洋的图书馆建设,加强海洋信息服务。     

试论邓小平人才思想的萌芽与形成

邓小平人才思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复杂艰难条件下初步萌芽:表现为倡导文艺人才培养、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文化奴化活动,多渠道发现培养人才、有力配合人民解放战争主线,强调合理培养使用干部技术人才、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形成了上升至宏观层面的系统的人才思想:表现为人才是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选好、培养好党和国家的优秀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