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

<正> 近几年来,有关宋代婚姻问题的研究,颇为史学界所重视,出现了一些较有特色的论文,如方建新的《宋代婚姻论财》(见《历史研究》1986.3)和张邦炜的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见(《历史研究》1983.6),在史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推动了对宋代婚姻的研究.笔者对上述二位同志的观点表示赞同,同时想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些补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宋代婚姻的另一特点——重科举士人.本文试图对宋代婚姻的这一特点作些论述,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行们.     

论明清琼士科名由盛转衰

<正> 明清两代海南岛称琼州府.海南士人以科名通显,自北宋开始.到了明代,教育事业发达,人才辈出,群星争辉,“科名鼎盛,仕宦显荣,几与吴、楚同风”.其间丘浚、海瑞等硕儒名臣继出,被屈大均赞美为“海外衣冠胜事”,驰誉全国.入清以后,科名仕宦却衰落下来,大不如前.与明代相比,明代考上进士62人,举人594人;清代只考上进士31人,举人205人,登科人数比明代大为减少.就仕宦情况来看,明代的丘浚、海瑞、唐胄等人,《明史》皆专为其立传;而且丘浚和海瑞,各成为一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清代的云茂琦、莫谟二人,虽亦取得《清史稿》及《清史列传》为其立传之荣;但对当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与丘、海相比却有逊色,名望也不及前辈.嘉庆年间,琼州人张岳崧,登第三名进士(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高才宿学,名重士林,然只在《国朝书画家笔录》中见称,却不得在清正史上立传.通观     

郑成功封爵新考

1932年,朱希祖先生发表《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对郑成功受封官爵问题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考证,朱先生的结论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以后不少研究南明史及郑成功历史的学者都参考了这一文献,有些论著、文集还加以引用或重刊,但鉴于这段史事纷纭复杂,有关南明档案又大部分散失,因此朱先生的考定仍是需要认真检讨的.笔者在未刊的惠安《王忠孝公全集》里发现了一些新史料,结合已刊南明文献,感到朱先生的结论有些未必准确.由此不揣浅陋,特作“新考”,以就教于方家.     

太平军北伐的主将应是李开芳

<正> 太平军北伐的主将是林凤祥还是李开芳?目前史学界颇有争论。有的说是李,有的说是林。二说各有所据,争持不下。原因之一,为李、林二人名次先后的排列,史料记载不一。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金陵杂记》、《畿辅平贼纪略》等书,将李排在林前,《畿辅平贼纪略》载: “初,粤匪洪秀泉、杨秀清等窜居江宁,连陷镇江、扬州,乃遣伪丞相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等渡江,自浦口窜扰皖豫两省。”(《太平天国资料》第67页)相反,咸丰朝《东华续录》、《戴经堂日钞》等则将林放在李前。《戴经堂日钞》云:     

试论蒋廷黻的史学思想

蒋廷黻是中华民国时期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学术成就斐然,史学界迄今仍受其影响。其史学思想内容主要有对史料的重视、注重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用新的研究观念及注重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史学实践主要是在南开和清华时期的教学活动等。蒋廷黻后来虽然走上从政的道路,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     

孔融父兄考:以碑刻为主要依据——兼对史志记载讹误的订正

孔融在东汉末年的文坛与政坛上颇具影响,一直受到文学界与史学界的关注,了解其家世背景,考证其父兄史事,是孔融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现存于曲阜的数通碑刻,对孔融父兄(孔宙、孔彪、孔褒与孔谦)进行考证;同时,对史志中相关记载的讹误予以订正。     

商鞅变法史事考

商鞅变法史事考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个重大事件。学者们对变法的内容和意义多有研讨，然而对其史事则所论甚稀。商鞅变法的不少史事，尚在若明若暗间。本文拟对《史记·商君列传》所载主要史事试作考析，进而探讨商鞅...     

西周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史学界思想的解放,西周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概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论 五十年代,郭沫若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奴隶制时代》等著名论文后,我国史学界曾就西周社会性质作过有益的探索和讨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     

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

<正> 唐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以当事者记述其亲所闻见之事的,自应较为符合历史实际。但该书的史料价值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近年来欣见史学界有的同志已注意及此,并运用该书的史料以说明李渊起兵太原的真相等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事。笔者近以《津逮秘书》本《大唐创业起居注》为底本,参校其他刊本,进行点校整理,对其内容记述有所注意。现将有关温大雅与李渊及其集团的关系以及该书内容价值的一些粗浅看法,条述于后,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们。     

吴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发展

由于史书记载的缺略,吴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的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几乎是一片空白。战国时期纂定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至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始出现吴国的记载。作为国别史的《国语·吴语》只记述了吴国的末代王夫差的一些史事。《史记·吴世家》自太伯立国到寿梦称王,所叙也极简略,除太伯出奔、周章受封稍有说明外,其余只是记录了世系的名字。《十二诸侯年表》中吴国的纪年是从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才开始的。东汉初年袁康、吴平编纂的《越绝书》中有《记吴地传》,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中有《吴太伯传》,所记吴国早期史事也没有多少新内容,无法看清其发展的脉络。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试图根据碎见于各书的文献记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对吴国的建立、早期疆土的开拓、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沿革和文化的进步,作一些拾遗补阙、考稽钩沉的工作,以求对吴国自西周至春秋前期的这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光绪评传》浅议

<正> 近年史学界通过拨乱反正,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史料和史论方面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光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争议的皇帝,是“百日维新”的主角人物,很有研究价值.孙孝恩同志的《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多年来见到的第一本全面研究光绪的专著.书中使用大量资料,     

《洛诰》史事年岁综释——读王国维《洛诰解》

《尚书》是我国记述上古史事最早的一部史书。今传《洛诰》篇载周成王初年如下几件重大史事:一、周公营筑洛邑;作《洛诰》,告成王居洛之义;成王在成周烝祭文武,诰命周公后。二、周公教诫子伯禽和成王诰命伯禽等语。三、成王在成周行殷礼,周公致政,成王即政,祀天改元,称秩元祀。篇末署“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在《洛诰解》一文中,从文字到史事均作有精深的注疏考释。上述史事年岁,总括于成王七年①。郭沫若在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析《十七史商榷》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

<十七史商榷>是乾嘉时期的考史名著.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校勘错讹,考证史事,为史学研究正本清源;二是诠蒙解滞,指示治学门径,开导后学;三是不囿成见,评论史家、史书得失,分析史事是非曲直,发前人之覆;四是引古筹今,经世致用.其不足之处是考订存在疏漏,史事存疑较多以及评论尖刻失当等.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     

从王二谈到李自成在明末农民战争前期的地位

对明末农民战争的主要史事,史学界的看法看来比较一致。其实,这种一致却 一般都把王二看成是揭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的人物,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疑问。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史料中是非常含糊不清的。下面,举出五种史料来看看: 一、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常州学派与《尚书》之“微言大义”

常州学派虽以公羊学名家,但《尚书》学同样是其重要研究领域.常州诸子治《尚书》,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通过议论《尚书》中史事、诸经互相发明、解说圣人笔法、旁参宋学,对《尚书》经文作全新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公羊学的影子,同时也受到宋学的影响.     

略论王船山朴素的劳功价值观

<正> 我国古代持朴素劳动价值观的思想家极少。据《中国经济思想简史》说:“在中国,自从《管子·轻重》提出数量价值论以来,一直到十九世纪末,都为人们所信奉。中间只有丘浚一度用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的价值”。这个结论给人以有益的启发。但我国古代持朴素劳动价值观的思想家,除了丘浚以外,是否别无他人,值得进一步探讨。以王船山为例,他的经济思想中就包含有朴素的劳动价值观。     

宋太丘社考

《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于秦惠文王二年载“宋太丘社亡”。依《六国年表》通例,诸小国史事皆隋于灭掉此国的大国栏内,如郑附于韩、蔡附于楚然。在《六国年表》里,宋国史事皆附于齐,然而“宋太丘社亡”则载于秦。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九曾对这个记载提出疑问:“《表》附宋于齐则此是宋事,何以不书于齐表,而附于秦乎?”这个问题提得很有道理,但其中缘由梁氏并未作解。他在《史记志疑》“自序”中说“百三十篇中,愆违疏略,触处滋疑”,依其意,盖谓《六国年表》关于“宋太丘社亡”的记载乃是太史公的一个“愆违疏略”之处。其实在这里,《六国年表》所载并不误,只是史事隐晦、难于索解而已。研究宋太丘社的问题不仅可以说明商周以来部分商族迁徙的情况,而且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战国时期人们祭祀观念的变化。然而,要弄清楚此事,所牵涉的问题很多。今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做剖析,希望能对研究这个历史之谜有一些帮助。     

鲁迅与丘浅次郎(下)

本篇是《鲁迅与丘浅次郎》(上)的续篇.通过调查和比较丘浅次郎的文本和鲁迅的文本,推断丘氏对鲁迅的影响,时期并不只限于鲁迅留学时期,范围并不只限于个别文章,内容上也不只限于进化论,两者之间存在着比现在所知更为复杂和深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