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竹林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劭开辟了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以“贵无论”奠定了玄学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继正始玄学之后,玄学史上又放一异彩:诞生了竹林玄学。竹林玄学的产生,是魏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正始玄学演化的必然。它对形成魏晋风度、蕴化元康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玄学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略论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史上,元康时期的玄学较之正始年间的玄学和竹林名士的玄学有一个明显差异,这就是它既不象正始玄学那样慷慨激越,热切寻求“崇本举末”,“执一统万”的系统理论,也不如竹林名士那样愤世疾俗,积极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清静空寂”的理想境界,而是试图将两者加以综合,冷静理智地阐发出一套“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宇宙观与历史观、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的统一。郭象作为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于其主要著作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竹林七贤散论

高平陵政变后,正始名士的政治骨干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曹爽、何晏等八族被杀,一批投靠正始名士集团的官员被黜退,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政变中,一批老资格的保守派官员被起用,司马氏又祭起名教治国的大旗,形成了“礼教尚峻”的局面。正始时期蓬勃开展的思想解放热潮也随之被扼杀。在这种形势下,竹林七贤应运而生。《世说新语》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     

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

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名士文学论纲

中国的名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古代典籍中,这一称谓层见迭出,含义也纷纭不定。本文特指那些具有名士风度的人。所谓名士风度,正式形成是在魏晋时期,其含义也大致相当于魏晋风流。这种风流的核心是深情、真率,是强烈的叛逆倾向;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对四平八稳的儒家规范的冲击构成豪宕不羁的     

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作为传统士人人格生成、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独特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魏晋六朝以来名士风度的延续渊源密切。杜甫脱略狂简的个性以及嗜酒、善谑、幽栖等种种行为作派即与魏晋名士尤其是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其《饮中八仙歌》是盛唐文士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的一个最集中体现。"八仙"的个性、风貌特征以及嗜酒、高谈、傲视王侯等种种行为方式也以魏晋名士以及《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狂"态又是典型盛唐式的。它的创作与此期涌现出的一批极具名士风度同时又是新进士群体主要干谒对象的朝臣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置身风气之中的杜甫敏锐地捕捉并以其生花妙笔记录下了这一独特的时代精神风貌。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郭象哲学的逻辑结构及对庄学的修正

郭象(公元252——312年),字子玄,西晋元康时期玄学的主要代表。魏晋门阀势族经过多次的内部纷争和杀戮,展转进入西晋元康时期,虽说其政治,经济的统治暂趋稳定,而其腐朽性寄生性却暴露无遗。郭象作为当权的门阀势族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就在于为这一极不合理的社会作唯一合法的论证。 郭象的哲学思想是通过诠释《庄子》来阐述的,他既作了《庄子注》,又写了《庄子序》。然而《庄子》一书的观点,是要超世俗、离世间的,是要否定儒家的礼法名教,恢复到无君无臣的“至德之世”的,这就同郭象哲学的出发点大相径庭。那么,郭象为什么还要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文化衰颓:魏晋清谈玄风的归宿

魏晋时代在文化史上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以人文自觉为核心的洒脱放达的风度的确具有长久的魅力,然而更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潇洒不群的气质风度却遭到了后人不少的批判.自元康之际裴顾起、王衍、葛洪、范宁及干宝等人都曾奋力斥责玄风的放任浮虚,而把社会没落的原因归结于这种风气.西晋王朝遭受的历史大失败终于使一代风流人物王衍在临刑前彻底醒悟:"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一千年后,玄学的幽灵又在明末的衰乱世界里还魂,佛学的本土化与三教的合流又使"玄学"再度兴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魏晋玄学与庄学新变

本文以玄学演进的四段历程为主线 ,重点论述了魏晋时期庄学新变及其相关原因 ,认为 :庄子哲学成为玄学演进的直接推动力 ,使得此期哲学思辨得以迅速升进 ;而正始名士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及其与现存秩序立异的言行 ,对由重《易》《老》而至重《庄》这一玄学转折 ,实在是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朝名士的玄学新义和东晋名士的玄释合流、以佛解庄 ,则为传统庄学注入了新质。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二十四友”事贾谧原因初探

本文就西晋“二十四友”谄事贾谧之因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西晋惠帝昏庸，致使贾后专权，贾谧权过人主。受当时政治环境、仕进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儒家、道教、玄学及“竹林七贤”生存方式、生活作风的影响，“二十四友”为了生存不得不谄事贾谧，贾谧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和扩大自己的声望，亦要笼络一批名士为己摇旗呐喊，这样彼此互相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