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桂籍儒官陈继昌政见探析

清代广西临桂横山陈氏家族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官宦学术家族。陈宏谋为雍乾时著名大学士和理学名家,其玄孙陈继昌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著名士子和清官。文章分析陈继昌的乡试、殿试文章,认为察贤任能、天人和谐、守创结合、君臣尽职、借古鉴今、盛极必衰、无为而治、立教为先是陈继昌的主要政治思想。陈继昌的思想和生平,反映了嘉道年间清代由盛转衰的过程和这位爱国学者对治国安邦的关切,对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经传家的区域文化性——以明代宁波鄞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宁波镜川杨氏是一个持续几十年位居全国首列的科举家族,他们以《易》经传家,受此影响,宁波城内的陆氏、李氏、张氏、屠氏、章氏、董氏、戴氏等近百个进士家族,均以《易》传家。治《易》经的鄞县进士,占据了明代鄞县进士百分之六十以上。鄞县如此集中攻读《易经》,区域色彩如此之强,这在全国是相当稀见的。杨守陈编纂的《易》学作品,影响了鄞县其他家族,乃至影响整个浙江。     

从吴潜文学思想看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南宋名臣吴潜出身理学世家,以政名、文名继其家声。他的文学思想既得到了家学家风的浸染,受到家族成员的影响,又能有所发展,成为振兴南宋宣城吴氏文学家族的杰出代表,也使宣城吴氏成为宋代一个较有特色的文学家族。     

杜甫《警急》诸诗作意辨析——兼评《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个观点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末,杜甫在阆州作有《警急》《王命》《征夫》《西山》四诗。早在明代,名儒杨守陈就说《王命》等后三章是为讥高适而作。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都采杨守陈说列入《警急》诗注后: 四明杨守陈曰:此下三章,皆为高运作,讥其不能御虏     

论清代广西临桂陈氏家族的文化特点与文学创作——“清代广西文学家族研究”之七

清代广西临桂出现了一个以陈宏谋、陈兰森、陈元焘、陈继昌等为代表的文学家族,其成员在科举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在清代广西无出其右,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远不如在科举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与这一家族的文化特点有密切关系.因此,这在清代广西的文学家族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当代河洛文学里的河洛民俗

当代河洛文学是仰仗土地文化的一种地域文学,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它呈现了河洛地域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河洛村落民俗、葬俗、婚俗具有浓郁的家族文化、民间礼俗和河洛理学特色,它是对乡土历史文化心理的真实再现,是一道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     

东汉临湘县交阯来客案例详考

东汉时代，交阯是广义“粤地”的一个重要区域。2010年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记录有交阯人“孟”在长沙的租船纠纷，是文献罕见的、对普通交阯人活动的第一手记录。透过交阯来客个案，我们可以发现交阯在粤地与岭北经济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理解长沙在东汉南方地区间贸易的地位。      

陆世仪对传统理学的改造

在明清之际学术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向,实学思潮蔚然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敦守传统理学的陆世仪不满传统理学的迂腐、不切实用,而不遗余力地以实学融铸理学。文章从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说明了陆世仪对传统理学的修正与改造     

揭示理学宗师光环下的文学家面目--评<朱熹文学研究>

朱熹的文学家形象一直晦而不显。千百年来,由于程朱理学长期被尊为官方哲学,理学的非文学和反文学性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强化。理学的提倡者以哲学眼光误读朱熹文学,理学的反对者则脱离历史情境苛求朱熹。因此,在现代读者和朱熹的文学面目之间,横亘着一道由理学与文学的恩恩怨怨筑成的障碍。少数学者曾经尝试着肯定朱熹的文学成就,但因     

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嘉兴文学家族丛生,地域文学独具特色,文学家族内部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在家族内部,传统家族文学精神召唤起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重视家学、以儒为业、传承家族文学精神成为家族成员的自觉意识。在延展家族文学影响力上,母系教育融合了传统家学和外家文学资源,丰富了文学家族的"优良品性"内涵。清代嘉兴鲜明的家族文学特色,对江南文化和文学地域特色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充分重视。     

“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杨万里文学创作论探讨

杨万里是南宋创作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本文主要探讨杨万里文学创作思想中对创作方法的思考。     

杨万里梅州诗歌考论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任职广东期间,在梅州写下了2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不仅记载了宋代粤东山区的人文和古生态景观,而且也使其诗风产生了变化;这对于研究宋代粤东历史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对于订正和填补梅州方志,都有重要意义。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杨嗣昌--《杨嗣昌集》整理与研究的意义

<杨嗣昌集>的整理,可为明史、政治、军事、文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杨嗣昌精美的文学创作和独到的理论见解足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封建高官的高尚情操.杨嗣昌在湖湘地方文化方面的贡献和旅游理论方面的探索,将为新世纪的城市文化建设、旅游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兼论高启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

元末明初文学成就集中在东南地区,领袖人物是杨维桢和高启。历来评论者都把杨维桢与高启的文学创作归入新型的肯定个体意志、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学思潮。通过对二人无交往原因的探讨,发现高启其实代表了另一股完全相反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两股思潮分别开启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的复古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     

孔臧《鸮赋》与西汉四言赋抉微

孔臧其人及其作品,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其事迹及作品今存于《孔丛子》中,其中的四赋二书当是可靠的。他的《鸮赋》是纯粹的四言诗体赋,确为西汉早期的作品。而四言诗体赋产生也较早,非起于扬雄。从西汉初年到扬雄、刘歆,四言诗体赋呈现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色。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杨朔散文艺术美

针对文学评论界对杨朔散文创作提出的质疑问题,采用艺术审美分析与具体作品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杨朔散文所具有的诗的意境美、结构美和语言美,从而得出了杨朔散文具有长久艺术美价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