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合同法中合同违反法定形式之法律效果

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法律效果问题可以被分解为下列三个子问题分别加以研究 :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直接法律效果、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附带法律效果以及违反法定形式之合同能否因履行而治愈。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直接法律后果就是合同无效 ,附带法律效果则包括善意相对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及在特别情形下因对方当事人主张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排除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36条属于法律为维护交易安全对违反法定形式而无效的合同采取的一种治愈方法     

合同形式的法律评价

合同形式即合同的表达方式,作为合同意思表示的载体,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合同的影响力均是不同的。合同形式的立法选择,体现了法律对合同形式的价值判断。学说上及实践中,对是否应对合同形式进行强制及合同形式强制的效力是什么,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本文拟从契约效力的根源着手分析,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合同形式及其欠缺的法律效力进行探析。     

审视合同生效规则——以民法典编纂为主要视角

有别于传统合同效力理论,合同效力并非始发生于合同的生效,合同成立亦发生法律约束力。《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与第52条第5项同为引致条款,当事人对前者的违反属于后者规范之情形,为其所包容评价;两相比较,后者在规范目的达成与功能实现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足可取而代之。法定申请义务的独立性成为突破“未经审批合同不生效,合同不生效则无从履行报批义务”恶性循环的关键所在。附延缓条件、始期合同中,合同具备履行效力,不代表一定要即时履行,也不因当事人约定不即时履行而消灭。当事人约定的延缓条件或始期无法决定合同产生履行效力与否,其合意的真实目的在于合法规避因自身不即时履行合同义务所引致的法律责任。     

论欠缺书面形式合同的法律效果及立法完善

合同的法定形式是法律对合同的载体形式的要求.在我国,对合同法定形式规定的大都是书面形式要求,对违反这一要求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却没有明文规定.笔者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借鉴外国的立法例,提出对欠缺书面形式合同的法律后果的立法建议和选择.     

再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从当事人的角度考察

学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有效力待定说、无效说、有效说等诸多学说。作为通说的效力待定说认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是一种介于有效和无效之间的模糊状态,这种认识违反了法律的确定性原则。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有争议的原因较多,其中就有切入角度的不同。笔者更倾向于从合同当事人的角度来考察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从无权处分合同当事人角度并区分无权处分合同最终结局的不同情形进行分析,无权处分合同实属有效合同。基于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衡量,无权处分合同也宜认定为有效合同     

论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

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是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在不同立法例中有共识,亦有分歧。本文在比较借鉴两大法系的立法、判例及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对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探讨。     

论合同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合同形式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问题历来在我国法律的规定中就不甚明了.法律规定的模糊阻碍了司法实践的统一运作.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对各国法律的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此问题的相关立法规定、学理的梳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助益.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效力与商标权属变动的关系研究——由“老榆树”商标转让纠纷引发的思考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目的和后果是注册商标权属发生了变动,由于我国商标法明确了注册商标权属发生变动依登记为准,且要求系列商标一并转让,然而实践中对二者的关系存有不同理解,在老榆树商标转让纠纷中遇到了困境。基于合同效力与财产权利相分离的技术路线,国家对商标的权属变动登记应无涉于商标转让合同效力。只有针对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才是判定该种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而其他管制性规定则不具有左右合同效力的法律意义。系列商标一并转让有违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应当予以修正。     

实质正义理念下的合同效力控制问题研究

合同效力控制制度的构建是契约法从形式正义发展到实质正义的必然结果。合同效力控制制度的建立看似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结合我国当前的法律生活实际趋势,应当在病态合同的救济范畴内进行探讨。在此过程中,建立民事检察制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步骤。同时,合同备案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也不可缺少。     

论无资格无船承运人海运合同的法律效力

合同自由原则和合同有利于有效原则,无疑是贯穿私法领域的重要法律精神,对合同的尊重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法律对私权利的干预必须慎重。以一个案例作为基础,引出并论证了不具有无船承运人资格的主体所签海运合同的效力问题。     

论合同有效中的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一般在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才可能产生.但在合同有效时也有可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因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是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在合同的有效时,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情形也可能存在,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也应存在.     

格式条款的价值及法律制约的再思考

格式条款自问世以来就被称之为"契约杀手",认为它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应该加以严格的法律控制.本文通过对格式条款的价值分析,认为格式条款是传统自由的契约向现代理性的契约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基于此,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我国应采取的法律制约机制.     

主体资质影响合同效力之理论探析————以建设工程合同为例

通过案例整理发现,现行法律制度中,判定主体资质有瑕疵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理由主要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法人行为能力欠缺,但此种认定路径并不合适,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判定理由更具正当性。对于主体资质失而复得从而恢复合同效力的司法解释,无论是法律行为的补正或确认制度,或以主体资质作为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等学说,都难以成为其理论依据。从保护特殊建筑的法规立法目的的角度,可以判定主体资质嗣后取得的合同有效,但这只能是少数情形。     

试论无效劳动合同

随着我国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 ,劳动合同在现实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无效劳动合同由于不具备法律效力 ,不能产生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 ,劳动合同的主体、劳动合同的内容、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劳动合同的形式是判断无效劳动合同的依据。判断无效劳动合同 ,有利于在实践中避免、减少无效劳动合同的存在 ,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罗马契约的构成分析及其意义

罗马契约法是一种形式契约体系,其契约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内在的协议与外在形式两个方面,而契约的效力便在于当事人协议与外在合法形式的结合。在罗马契约发展史上,契约法经历了从注重形式到注重协议的转变过程,但形式契约体系并未瓦解。历史环境的变化,造成了我们对罗马契约制度的众多误解。对罗马契约结构的分析,有利于判定契约的效力,认定契约的属性,厘清契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最终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西方法律的移植问题。     

劳动合同形式强制的法学分析

法律关于劳动合同形式强制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未采用书面形式并不导致劳动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但是当事人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随着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概念的区分,劳动关系多种证明手段的运用和集体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劳动合同形式强制的力度将趋于弱化。     

合同纠纷中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

如何认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在处理合同纠纷的实务操作中至为重要。准确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认定无效合同的关键;就无效合同的判定而言,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不应一概而论;合同无效时,过错方的赔偿责任仍应依法承担。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法律风险初探

其他方式承包作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形式之一,是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外部承包＂参与农村土地开发经营的主要途径。现有土地制度下的＂外部承包＂,由于承包者难以透彻了解土地法律制度而常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包括超越范围承包,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权属不明,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未进行登记等。探讨这些法律风险,并提出具体防范措施,对于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撤销合同辨析

在司法实践中,可撤销合同的数量比较大,认定情况也比较复杂,合同的变更或撤销,对当事人甚至第三人的利益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可撤销合同与合同保全、合同无效以及合同解除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界限。明确这些界限,可以进一步了解可撤销合同,对合同法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