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述评

本文剖析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发展过程、理据、优势以及不足。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思考

当代译学研究已经置于跨文化的国际背景下,文化因素对于译者在译学研究过程中的影响十分重要。本文从当代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探讨并思考“文化转向”,同时对中国译学的研究态式进行了分析,提出文化转向必须推动翻译理论研究的大发展。     

翻译研究:超越“文化转向”

对翻译研究中近年来出现的“文化转向”需要给予深层反思.“文化转向”突破了语言研究的视域,但它没有强调文本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缺乏对文本生产者、生产过程、产品的社会性方面的关注.本文主张以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为依据,以社会需求、社会选择、社会评价等为宗旨,强调翻译研究应该使文本回归现实世界.     

当代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新说迭出，翻译研究经历了巨大的学科转向。西方的翻译研究转向可以分为显性转向和隐性转向两个层次，前者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上，后者则体现为研究维度的变化，以及更深层的研究范式的理性基础的转换上。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并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完全消灭或替代，而是主次共存，因此同时存在着三个维度的翻译研究。     

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实质

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饱受争议.既有学者肯定了它将翻译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宏观文化层面,又有学者批判和反思了它的泛文化主义及实践性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以巴斯奈特(Sus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未能清楚地阐明翻译活动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难证明,“文化转向”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中文化的思考应从三个层面出发,而绝非仅限于宏观文化一个层面,其实还涉及中观文化层面和微观文化层面.只有弄清翻译活动中包含的这样三个文化层面,才是完整地抓住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才能全面地把握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真正内涵,才能充分展现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意义.     

试析文化翻译与翻译现代化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翻译理论被陆续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翻译学界对翻译研究方向的讨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究竟应该放在文本的"语言转换"还是"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上是该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当前影响中国翻译研究的西方主要翻译理论来解析翻译语言研究与翻译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就两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对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中国传统译论一向十分关注文本,而对文本之外影响与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则少有研究。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启发我们从多视角去审视翻译:为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我们不仅要研究翻译文本,还要多研究翻译现象,尤其要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翻译现象;在继续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同时,加强相对薄弱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此,翻译研究者必须拓宽学术视野,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文化转向”视阈下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带来了解放的福音,使译者有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译者的历史意识、译者的文化意识以及译者的读者意识都指向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说明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容忽视的,而体现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和谐统一的译者主体性才是译者应有的定位。     

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

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途径的借鉴各种理论资源去进行新的审视、新的探索以寻求合理的解释成为必然,这使得各学科之间广泛地交叉融合,促成了学术范式的当代转型.一方面,在多元文化的倡导和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文化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与日俱增地交叉渗透,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亦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这场跨学科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算得上是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型,以"空间"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当前的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今天介入生活、研究问题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和研究策略.     

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一词含义的演变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历史变迁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引进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是对“语言论转向”的一种反拨。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带来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影响,但是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研究。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反思——以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为例

后殖民翻译的历史转向论有一定的针对性,对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历史转向以一己的观点对史实任意取合,夸大西方对伊斯兰翻译史中的权力维度,忽略非权力维度的分析和西阿的正常交流,以至于将西阿关系史化约为纯粹的殖民关系和冲突关系.西阿之间还有很多正面交流,翻译同样起到"共谋"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多维真实的文化交流过程.     

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

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作为文化载体,语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深地烙印着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反映和折射着某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词语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同样负载着文化信息.透过词语,尤其是文化词语,可以窥见一国民族文化的状况.词语的翻译策略有归化和异化两种手段,但对于文化词语而言,异化翻译似乎更胜一筹.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逻辑研究

19世纪以来的理论、艺术和政治研究发生了广泛、持续和深入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这一客观、动态的过程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逻辑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文化批判的先河;立足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但他们仅仅把大众文化看做文化衰败的标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立足于大众文化的动态研究和批判研究,补充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不足;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大大促进了文化批判的深入发展。     

文学翻译选材及策略与文化态势

从传媒技术层面上来划分的文化有强弱之分;强势与弱势文化在文学翻译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处于不对等状态,文学翻译选材和策略在强势文化流向弱势文化以及弱势文化流向强势文化中各不相同。探讨文学翻译选材及策略与文化态势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文化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视角的文化转向

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经典时期的三大社会学传统采取吉登斯所谓单一动力的模式来把握现代性,即采用一种整体性的宏大视角,将社会结构与系统作为描述的对象.20世纪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得文化从社会研究的边缘,跃升为主流位置.这种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意味着采用文化视角解读现代性的可能性,然而早在19世纪,处于社会学边缘位置的西美尔便是这种文化转向的先驱.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文化传播中的听觉转向与听觉文化研究

在当代社会,人类的文化传播主要通过视觉文化的传播来完成。到了21世纪,在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又出现了听觉转向,取代了视觉转向,听觉文化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对学术研究来说,听觉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听觉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古已有之,中西文化史上都是如此。研究听觉文化主要有三层价值: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象与音都是语言符号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听觉文化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音的关注;其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消除视觉文化研究的弊端;最后,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听觉文化研究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听觉的世界中。     

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与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兴起于 2 0世纪 60年代 ,科学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既是其哲学基础 ,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化研究向其他领域渗透。场论、惯性系、宇宙膨胀 ,权力、大众化、文化工业 ,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表现 ,文化批评是其具体实践方式 ,文化主义思潮和天人合一思想也在进一步改变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文学研究不可能被文化研究所取代 ,但是必然在文化研究的刺激下表现出新的创造力     

词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不同的文化会对词语的内涵意义,尤其是习语的内涵意义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准确地理解和翻译原语语言的内涵意义,译者首先要精通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可以采用保留形象、移植形象、转换形象等策略,以便译出原语的形象、喻意、修辞,及其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     

文化词语的翻译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滋生的土壤.语言中的文化信息是通过语词体现出来的.文化词语的翻译方法有意译、直译、直译加注法和套用译语成语或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