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评价的非形式逻辑模型及其理论困境

论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作为结果的论证,二是指作为过程的论证。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为"论证",后者称为"论辩"。然而,20世纪上半叶,论证结构被理想化了。数学证明被人们当作成功论证的范式,论证完全被从自然语言的语境中抽象出来,论证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结果的论证。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斯特劳森、澳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就开始关注论证评价的语用要素。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对蒙太古及其追随者们发展起来的形式语义学影响极小。基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评价被宣称为针对日常生活中真实论证的分析评价模型,但在这个模型中,论证仍然被当作结果而非过程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形式逻辑对真实论证的处理不是成功的。     

“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兴起了一场以满足学生需求为出发点,由逻辑学教师们发起的"教学改革运动",即"非形式逻辑运动"。它采用有别于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论辩实践,旨在为分析、评价这些论辩实践提供所需的标准、规范等。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既紧密相关又彼此区别。它们都以经验的和用自然语言表述的实际论证为对象 ,然而 ,非形式逻辑毕竟是逻辑 ,它以对实际论证的一般进程及一般形式的辨识、抽取与建构为重心和基点 ;而批判性思维对论证的关注则是多角度的和批判性的。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产生于实际的需要 ,其方法与技巧对于培养和提高现代社会所需人才的素质大有裨益     

20世纪非形式逻辑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兴起之后 ,作为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非形式逻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在20世纪的主要发展状况的介绍 ,达到澄清基本概念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的作用。     

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

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的纷争使得非形式逻辑是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式标准和非形式逻辑的宗旨或功能的理解上,以此来否定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属性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非形式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涉及非形式逻辑的对象、手段和评价标准,虽然诸多观点的侧重点不同或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给我们认识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品性以启示:非形式逻辑是以区分好的论证(推理)与坏的论证(推理)为宗旨的,主要研究日常生活中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非形式论证(推理)的建构、解释、分析、评价和批判的合理或合情的标准、尺度和程序的一般原则、模式和方法的逻辑学科。按照这种观念,一则可以避免将非形式逻辑排除在逻辑在外,二则可以将它与形式逻辑形成鲜明的对照,三则可以避免将它混同于自然语言逻辑、语用逻辑。     

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在当今世界发达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国内亦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批判性思维是一门逻辑课程,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批判性思维与逻辑学的关系,以避免由于可能的误解而妨碍了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顺利推行,而且,这对于把握逻辑学的学科价值,拓展逻辑学的生存空间也会产生积极意义。     

从古代汉语透视中国古代的非形式逻辑

中西在文化上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语言上的差异性,由于逻辑学的产生根源于对人类思维中推理的研究,而推理的存在又是以一定的语言作为物质载体的,因此,中西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在逻辑形态上的差异,古代汉语自身的特质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生和发展的路径和形态,使中国古代的逻辑发生发展不是以形式逻辑的形态为其表现形式,而是以具有和古代汉语本质特征相一致的非形式逻辑的形态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     

论辩理论及其应用

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论辩研究已经成为了逻辑学、语言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不同学科在这一课题上却未能实现有效的交叉研究.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论辩理论,对依据新论辩术理论所选择的最接近理想模型的辩论赛实例进行分析,以期为逻辑学与人工智能在论辩领域的交叉研究打下基础.     

证明还是论证——兼论二者在法律论证理论中的关系

受自然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证明与论证在逻辑学中经常被等同使用,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也颇受此影响.本文分析了证明理论同化论证理论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证明是一种形式逻辑方法,主要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论证是一种非形式逻辑方法,主要适用于人文学科领域.法律论证理论主要是论证这种非形式逻辑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但同时应有证明的形式逻辑支持.法学中的形式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进入实质论证,法律规范以外的实质理由是判决获得实效的最终力量来源.     

非形式逻辑框架下的法律逻辑研究

法律逻辑学作为逻辑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将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充分运用到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领域中逻辑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什么逻辑角度或视野来研究法律逻辑学,如何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主张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置于非形式逻辑的框架下,根据法律的特征,遵循法律思维的规律开展研究.     

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

法律理性必须是通过法律论证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1)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2)前提的可接受性;(3)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从本质上讲,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的或可废止的论证,换句话说,其结论通常都不是根据真前提而是根据可接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论证逻辑基础的挑战表明,仅仅依靠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演绎逻辑),已不能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了。需要在非单调逻辑基础上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足性—可接受性"标准,从非形式逻辑角度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从而也为法律理性的逻辑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反思

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的主体性带来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思维领域,ChatGPT表现出超强的“类人智能”;在技术领域,智能机器开始替代人类从事技术性工作,造成主客体颠倒;在平台消费领域,智能机器助力人类借助资本对人进行宰制。即便如此,人工智能并不会造成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因为人工智能不具有建构社会关系的能力、不具有感性思维,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无法离开人的参与。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是人的机体的延伸,是人类实践手段的外化,其被人类运用并对物质世界进行探索和改造,是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解放作用的一种工具。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可以自主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人才是主体。     

历史视野下人工智能流派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人工智能的流派大体上可分为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它们在历史上与知识产权法各自存在相应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以符号化的知识表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点,客观上为知识产权法统一本质的概括提供了新的理论,并可以进行知识产权法专家系统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联结主义人工智能以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和学习过程为主要特点,与知识产权法具有共同的"鼓励学习"宗旨,又在专利客体、创造性审查、创新本质界定和法律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与互联网联系更加密切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强调智能行为是适应周围环境的进化行为,其契合了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立法一定程度的"行为规制"转向,也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博弈、保护对象的进化升级、智能交互行为的法律规制等带来了挑战.不同流派的人工智能既是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又是其完善工具,它们应当彼此进行深度融合.     

非正规就业:概念辨析及价值考量

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庞大的城镇失业人口、流动人口及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生存空间,由此我国就业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迄今我国学术界对非正规就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框架。这样一来,科学界定非正规就业,正确评价其社会价值,就成了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得以健康发展的现实所需和研究所需,这也是城市管理者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所不可缺少的。     

西藏非正式制度对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

西藏和平解放后,经济发展呈现出独特的非典型的二元结构,其主要原因在于藏传佛教传统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缺乏初级行动主体,信众财富积累异化。要实现西藏经济的腾飞,必须对藏传佛教进行适应性改革,并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弥补人才匮乏。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核心原则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目的/意义]人工智能技术悄然拉开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幕,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该项技术的法律规制和标准规范建设尚不完善,引发了全球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与规范体系的探索与思考,各国学(协)会相继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或政策文件。本研究全面分析和梳理当前认可度较高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旨在为各国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供参考。[方法/过程]运用网络调研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在综合考虑影响力、国别和可获取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取近年各国学(协)会已发布的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权威政策文件,提炼出其中涉及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结果/结论]人工智能领域主要包括:造福原则、责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安全原则、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透明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等8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路径探析——兼评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第一案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传统著作权制度带来了显著的冲击。以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第一案为例,通过审视作品构成要件判断标准发现,独创性始终贯彻以人类作者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同时,智力成果要件则是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与否的重要标准。从人类是否实际参与作品的创作过程来看,多数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构成作品,而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价值追求与邻接权制度的基本理念相适应,且邻接权制度的扩张趋势也为把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其保护范畴创造了机会。建议立法通过扩张邻接权制度的权利内容与客体类型以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必要保护。而在当前阶段,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一定限度的过渡保护。     

如何对待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兼谈逻辑学教学体系的构建

传统逻辑并非完全过时,"取代论"者之所以主张用数理逻辑代替传统逻辑,是由于他们将"传统"与"落后"相等同,"现代"与"先进"相混淆,从而将传统逻辑看作是"落后的"、"过时的"逻辑,现代逻辑被视为"先进的逻辑".尽管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在其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但它们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极.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某些内容是可以相容的.传统逻辑现代化的前提是保留传统逻辑,而不是取代传统逻辑.构建逻辑学教学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吸收、借鉴、兼容,反对机械拼凑和生搬硬套,反对一刀切.要根据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构建适合不同专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教学及授课方式的教学体系.     

人工智能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析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生态遭遇信息化挑战,关怀动机呈现人文精神失落风险,关怀实践遭遇情感信任危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以技术控制论、人性向善论、和谐技术观为其体现人文关怀的理论向度,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提供了契机。思想政治教育应扭转人机对立的理念,向人机协同转变,以打开人工智能向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延伸的触角;人工智能也应向人文智能演变,从源头上贯彻和融入以人为本的理念,助力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更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深入挖掘和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依托大数据、强算力、深度学习这三大彰显人工智能优势的基石,实现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和智能性的人文关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