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谈判困境的博弈分析

集体谈判是解决冲突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和国际惯例,劳动者的某些经济利益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而得到保障。现行法律制度下,中国集体谈判的困境是集体谈判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工人的工资、劳动条件等仍由企业单方决定。基于此,依法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改革现行工会工资、经费制度,无疑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集体谈判困境。     

关于完善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若干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已基本演变为劳资关系,劳资纠纷出现了劳资权利争议和劳资利益争议并存的局面,但劳资利益争议尚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存在局限,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纵观主要发达国家协调劳资关系的实践,可见劳资矛盾和博弈贯穿于整个工业化过程,健全各方主体是有效发挥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作用的前提。完善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必须面对和研究罢工权、工会及雇主组织等三个重大问题。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研究

用人单位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实现自主经营所具备的权能之一,也是《劳动合同法》的重要内容。用人单位涉劳规章是单决,还是劳资共决在实践中并没有多大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缺乏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履行劳动规章制度协商权的实体。鉴于我国现实,加强工会职权的同时,应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行政监督。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

处理和协调劳资关系,消解群体性劳资事件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衡,需要我国政府根据劳动关系转型的客观情况,构建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当前集体劳动关系劳方主体权利缺失、集体合同形式化严重、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缺乏程序性规则以及政府在协调处理中的角色错位等状况下,建立以"劳工三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的权利制度、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规范体系和完善"三方协商机制"预防劳资矛盾是应对之策。     

集体谈判制度研究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在迅速市场化和国际化,而劳动关系变化同时受到利益的支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劳动者以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和劳动条件最优化为目的。这种利益权利上的区别决定了双方必然会存在分歧,而集体谈判协商作为一种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能够使双方在平等和谐的氛围下,就双方的利益分歧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但我国集体谈判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基于此,完善集体谈判的对策是:在法律制度上即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加大对集体谈判制度的重视;解决工会代表性差的问题,通过基层工会直选推动工会民主化、群众化建设;杜绝集体合同内容空洞、程序简化、重签订轻履行的现象;提高雇主和劳动者个人的集体谈判意识,增强企业内部沟通,提高民主参与管理的能力,完善双方对话协商的机制。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在调解制度的适用过程中,企业调解可以建设成劳动争议协商程序的平台,工会放弃其调解者的身份,真正代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或协助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维护劳动者利益。为充分发挥社会化调解组织的作用,应加强调解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对加强调解协议效力的支付令制度,应明确支付令失效后,不再适用仲裁前置的规定,劳动者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论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着大量的缺陷,如工会主席的产生方式使得工会在劳动争议调解过程中的立场偏向,将产生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状况,导致调解机制在劳动争议救济体制中逐渐被淡化。同时,劳动争议解决的"一裁两审"制度使得程序过于复杂漫长,耗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大量的时间成本。通过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维护社会的稳定。     

发达国家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政府角色比较及启示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把其归纳为以下几个角色:法律制定者;劳动监察者;集体谈判的倡导者;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者,但各国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对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有赖于政府从法律、劳动监察、集体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的调控。因此,我国政府可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及执法;促进劳动争议、仲裁机制完善;促进行业工会建立;推动行业集体谈判等来发挥其在三方协调机制中的作用,倡导劳资关系的和谐,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于加强劳动者集体劳动权保护的法学思考

以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民主管理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是现代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享有与行使是保障劳动者个体劳动权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完善劳动者的四大集体劳动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     

企业劳动者权益：从虚化到归位

企业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企业劳动者权益的失落意味着劳动合同被企业主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强资本弱劳动格局导致的必然结果。要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必须通过工会制度、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把劳动者联合起来,增强谈判力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让劳动者参与企业治理;健全劳动法制、强化政府对劳动合同的监督,为劳动者权益提供一个外部保护网。     

体制性吸纳与建制性协商:群体劳动争议的差别化治理

我国目前多发的群体性劳动争议并非传统意义的集体劳动争议,实质是群体劳动争议,突出表现为以权利争议为主要内容,缺乏工会参与,往往是先停工再协商。群体劳动争议的发生,可以社会燃烧理论进行解释,即特定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群体)未能合法保障劳动者权利是发生群体劳动争议的"社会燃烧物质",相关偶发事件的发生是酿成特定群体劳动争议的"导火索",信息不对称下媒体的不当宣传则是"助燃剂"。对于如何从整体上减少群体劳动争议的发生,应从体制性吸纳和建制性协商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通过政党、人大、政协、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体制性吸纳,促进现行体制与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充分沟通,保持信息透明,消除劳雇间的误解,从而促进劳资和谐。另一方面,则发挥好工会、企联等组织的作用,创新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协调方式和程式,抑制群体劳动争议外溢,促进群体劳动争议的内部消解。     

浅谈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

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指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代表就职工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在集体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协议的制度.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企业如何推行这项制度?笔者认为关键是抓好三个方面.     

论中国罢工权的缺失与法治原则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罢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罢工权在世界多数国家是一种宪法权利或至少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享有的一种重要的劳动权利.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使得劳动者的这一基本权利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分析罢工权的缺失和法治原则之间的矛盾,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目前法学界的重要课题.     

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

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工资协商中,广东省总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介入到下级工会推进工会民主建设和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被称为“上代下”.“上代下”工作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的依附性和代表性危机.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地方工会,面对工人日益增多的代表性诉求,需要实现从代理人向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转换.帮助企业工会进行民主建设、推进工资协商则是代表性构建的主要措施.地方工会通过“上代下”进行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还有效平息了罢工,产生了形塑工人行动路径的非预期性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加油,为党政分忧”,这也是体制内的要求.     

工会对劳动者收入的保障作用探讨——以初次分配为基础

“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有效地反映出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劳动者收入低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在于我国工会组织缺乏独立性和代表性,制约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实施,因而工会对保障劳动者收入方面的作用甚微。让工会对劳动者收入发挥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应该增强工会的独立性、提高基层工会的组建率,促进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实施。让工会更加有效地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论我国罢工立法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且具有自发性、突发性、违法性和犯罪性等特点。如果对罢工不加以立法,将不利于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在宪法中确立罢工权,在配套法规中对其加以保护和限制,强化工会独立性,真正实现劳动者的罢工权利。     

劳动争议仲裁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兼评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劳动仲裁的兴起得益于国家力量的推动与工会权利的增强,经历了制度混合到独立的过程,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成功构建起以申诉仲裁和利益仲裁为重点的劳动争议仲裁机制。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应回归仲裁特有优势,增强工会实际权利,平衡劳资双方力量,以完善的司法审查作为劳动仲裁公平性的坚强后盾,以争议分流与裁审分离提高仲裁效率。     

评析新工伤认定的救济程序

新<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中有许多进步之处,但仍然存在着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矛盾、行政诉讼与劳动争议仲裁冲突、调查取证制度过于原则等问题.建议应该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行使劳动关系认定权和工伤认定权,完善调查取证范围,规定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经济罢工权立法的探讨

经济罢工权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的稳定、人权的保障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探讨如何立法规范经济罢工权,限定罢工目的和罢工主体;限定罢工时机和罢工方式;赋予工会或者其他民意代表性的机构组织罢工的权力;维护罢工秩序,赋予合法罢工一定的刑事上和民事上的豁免权;保护罢工参与者的权益;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同时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     

劳资博弈:工资合约中的制度救济与工会行为

劳动关系的国情特征是劳资博弈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劳动关系特征是导致制度救济的逻辑起点,当企业经济效益成为决定工资合约的关键变量时.制度救济为弥补工会的博弈劣势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工会在劳资博弈中主动作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工会"集体行动权"缺失的大背景下,有效的制度救济为工会识别资方"做空"效益变量提供了重要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