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后乡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当前农村的双二元格局及秩序基础的行政化和制度化,城乡二元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已成为农村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之中.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城镇化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影响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是被学界疏忽的问题.中国古代市镇从乡土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依托乡土社会成长,凝炼和提升了乡土文化,是乡土社会的有力支撑.殖民化城市的发展,对乡土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提上日程.凋敝的小农经济、落后的乡村文化和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民国时期乡土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社会各界于三者虽有所侧重,但城镇化几乎是不约而同均予选择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近代发展史看,“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相对性: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改造乡土社会又是我国城镇化的动力.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从比较中感悟《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他通过十数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直接观察,得出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半个多世纪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先生写下了<新乡土中国>.这是以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楷模,关于处在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调查笔记.对这两本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著作进行比较,对于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及观察、认识农村社会的方法,具有启发意义.     

从费孝通的乡土理论看《白鹿原》 的乡土特性

乡土文学是建构在乡土的特性之上,基于乡土的特性而展开的,乡土文学往往不自觉地成为了一种乡土社会学的参照和佐证.因此,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作为社会学参照背景,分别从人们的恋土根性、乡村权力的行使方式以及乡土风情形成的根源和显现等多个层面对<白鹿原>中所体现出的极为典型的"乡土"特性进行综合分析,自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阅读秩序:空间语境下的乡土社会及其变迁

空间阐释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变迁的演变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空间与社会的辩证法,是指空间与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持续的绵延状态.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独立的社会空间,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是建立在"社会不流动"这一前提之上的,这一特征也导致空间生产的凝滞与内卷化.1949-1970年代的乡村社会是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空间形态,新政权为了追求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通过实施各种空间策略,使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将乡土社会空间建构为同质性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即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导致城乡社会空间被割裂.考察1970年代肇始的大规模乡村社会流动,以及伴随着的空间转换、"时空抽离"过程,可以梳理出空间的新的形态与形式,以及不断变化的新的空间重组和危机.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中国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文学的乡土叙述内涵着生存命脉与文化命脉的双重纠葛.在生存命脉视角中,作家产生的是对乡土与传统的怨恨,乡土叙述构建起的是现代性的"发展"道德神话;在文化命脉层面,作家难舍传统文化"家园"情意纠结,据此展开对现代和城市文明的怀恨式批判.由于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价值体系作为审视的基本视域,中国作家的乡土书写普遍存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道德互否"现象,被动地陷入"两极作战"的道德窘境.当下中国作家的乡土写作,需要在认识论上突破现有误区,不能纠缠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思维构架中,而要在更高的价值视点下审察乡土的现实命题,同时要正确处理经验事实与文学事实的差异性关系.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村社会流动的考察——教育的视角

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乡土社会,家族村落文化构成了它的文化基础,人情、面子是这个熟人社会的地方通货;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从多方位改变了这种关系,产生了多重作用,也使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呈现出一些独特的动力特征.     

乡村文明重构的空间正义之维

城镇化是一种空间化的再生产与重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式微与消隐。它不是单纯的城市建设,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城市"与"美丽乡村"的结合体。从正义维度分析,必须破解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单向度思考,高度重视城镇化的"空间正义",警惕与遏制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导致对乡村文明的阉割,造成"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错位。要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做好社会与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协调统一,推进乡村文明重建。     

乡土电影三十年流变研究

新时期乡土电影30年,经历了由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前行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发展的历程,从中折射出“乡村”在中国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变迁以及乡土电影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在新形势下,乡土电影只有坚持现实主义路线、提升品质、培育市场,才可能实现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现代语境中的乡土与家园——从苏金伞的诗歌谈乡土家园的诗性重构

当人类文明进入现代商业社会之后,乡土文化进一步衰落,焦虑感和孤独感唤起当代人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如何在现代语境中重构乡土与家园,成为当代诗歌的重大课题.苏金伞,是中国"五四"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以现代乡土诗人著称.他从1926年开始长达70年的诗歌创作历经风云变幻的时代始终保持着艺术的纯粹性.以苏金伞的诗歌为文本,从诗性与乡土、社会与人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入手,论述苏金伞诗歌的现代性及其对当代诗歌重构精神家园的借鉴意义.     

新农村建设中乡土景观保护与发展途径探讨

乡土景观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是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急需探讨的问题.中国广大农村保持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根脉,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能否妥善保护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沉淀的乡土景观,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传承与更新的关系,最终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新农村建设规划的指导性意见,对农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但当前迫切要做的是如何使这些要求能通过规划的途径,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被确立为国家或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乡土景观进行价值甄别和保护,使之融合进新农村建设当中,对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