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规范法学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主流法治概念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制之外,更强调对道德价值的追求,对于"认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为法治理想的实现埋下风险。本文对承担客观认知功能的规范法学进行研究,论证规范法学对因果性解释与规范性解释的区分、对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区分、对规范性之生成的研究,以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完善作出尝试性探讨。     

论规范法学对法律自创生理论的影响--从卢曼到图依布纳

法律自创生理论是针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而产生的,作为主流法学理论的规范法学对其有着基础性的重要影响:法律自创生理论的提出者卢曼将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作为“法律的内在描述”;图依布纳则进一步将哈特的“新规范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整合,尤其在与卢曼有理论分歧之处,受哈特影响更甚。这种基础作用对于当下中国接受西方法律理论和法治建设也有所启迪。     

回应时代的法学发展之嬗变

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给法学带来的解放和推动为主线,以突破禁区,恢复法学探讨的本真要义,转换法学研究范式为始,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回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建构权利意识、构筑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方式,为当代中国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实现政治文明的社会实践提供智力资源,而在这一回应时代变革的法学发展嬗变过程中,也使得中国法学本身由幼稚走向成熟.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式法学本科教育改革路径探析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向纵深推进,我国需要更多高素质、复合型法治人才,然而,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毕业生就业率持续多年走低,这折射出改革创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成为法学本科教育的时代命题。新文科建设催生出新法学建设的命题,对法学本科教育理念、法学思维方式、法学本科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有显著影响。为此,应改革中国式法学本科教育模式,在法学本科教育中国化、数字化、思政化、融合化、职业化、国际化等方面进行回应性变革。     

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理念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际主义理念,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格局形成了很多宏远设想.在经典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理论实践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目标并努力实施.随着革命探索逐渐深入并取得成功,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高举意识形态旗帜逐渐走向推进友好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追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面对逆全球化的环境,强调国际法治的崇高地位.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格局的认知日益清晰.这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治理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在中国规划进一步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需要从工作认知的角度提升国际法的地位,并且提供更多的国际法职位与高等法学教育中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相对接.与此同时,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之中,应当进一步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高层次、高水平要求,以更具问题导向的思维提升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法学教育科学发展的路径

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存在虚假繁荣的问题,这种假象困扰着法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实现法学教育科学发展的前提是厘清法学教育科学发展的实质这一命题,梳理“为什么要发展法学教育,为谁发展法学教育,发展什么样的法学教育以及怎样发展法学教育”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树立以人为本、以法治建设为本、以社会和谐为本的标准,坚持精英化的法学教育基本路径,并在这一路径下完成校正法学教育发展的积弊的任务。     

论江泽民的法治思想

江泽民的法治思想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江泽民治党治国实践的结晶,凝聚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思考,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新要求,是江泽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全局性、创新性、实践性是江泽民法治思想的逻辑特征。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共有三个层次:即目标方向、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江泽民法治思想的时代内涵表现为:顺应了世界法治化建设的潮流,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规律,适应了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史和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世界法制发展史上的伟大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方针。     

法学中国化问题探索(笔谈)

[主持人语]带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疑问”,我们探讨了法学中国化问题。我们认为法学中国化并不是指法学本土化(即把西方法学变成本土的法学),因为本土化仍然是西方法学在中国,我们呼吁那种汲取中西文明,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做出中国人对世界法学有独特贡献的法学,那种能张扬中国人主体性并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法学。这种法学担负着振兴中华的责任,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体现中国人对法治理想的憧憬;表现为中国的法律学人在世界法学中的话语权与参与权。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法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问题,但法学中国化表达了中国法律…     

马克思主义视域的"双和"命题解析

"和谐社会"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的命题,"和谐世界"是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规定性的命题.马克思主义视域的"双和"命题是辩证统一的,和谐世界也即放大了的和谐社会.从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普遍幸福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发展状态.这一"双和"命题,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衡量是否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标尺,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指导理论.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则与方法

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建构原则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科学思路。在建构方法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吸收我国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借鉴国外有益法治经验,要将法理学与部门法相结合,将法学与其他学科相融合。此外,还要以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关键抓手,以自主性、原创性和创新性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法治实践作为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主要来源。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兼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阐释

在哲学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本质论、主体论、实践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交相呈现、彼此支持。本质论通过阐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等核心命题,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其他类型法治的本质所在;主体论通过论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等核心命题,充分证成了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实践论通过阐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等基本命题,客观呈现出一个真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形成的,是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方法论通过论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有机统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统筹推进”等基本路径,系统阐明了依法治国的方法论体系;价值论通过论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民美好生活”等关键命题,深入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之治”的总体价值取向。     

无根基时代的智识努力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西方现代化范式”为分光镜,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为判准,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学新开出了一个可欲的审思和批判的向度。但其并没有释明中国式问题的根源,也未能厘清“西化”、“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两重困境,补充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性范式———多元法治论,并指出了“理想图景”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缺位的原因。     

当代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

文章从建设法治国家任务的艰巨性、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多元性、中国司法和法学教育的现状、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法学本科教育不应、无力也无需以职业教育为内容,而应明确定位于通识教育。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就法学本科教育提出了若干建议。     

生成机理·科学内涵·实践导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理论体系缔造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理性观念的凝练和理论认知的升华。科学理解这一思想，要坚持历史、理论和实践三维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生成机理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学思想的内核精要，汲取了中华法治文化的智慧养料，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理路的深刻总结与创新发展。从科学内涵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政治方向、基本战略目标及重要保障力量。从实践导向来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回答全面依法治国现实课题;要坚持方法导向，运用哲学思维解决法治建设实际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精准聚焦全面依法治国目标要旨;要坚持效果导向，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实际成效。     

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基本问题的辩护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G.A.科恩在其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及1988年出版的《历史、劳动和自由》两部著作中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辩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发展命题”、“首要性命题”和“合法性问题”的辩护.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

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对“何谓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何以可能”“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和透彻分析,构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路径,打破了以西方法治为参照物的视野偏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 ,弄清楚传统法学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 ,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 ,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     

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解说效力与局限--兼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新世纪的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着法治化的进程,法学理论自然要对这一生动的社会现实进行积极的回应。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语境出发,对法治的产生、发展、当代趋向及中国法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近年来众多富有活力的理论研究中,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法治研究则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热点。对这一法治观进行客观、理性的审视和评析,可以为当下的法治理论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提供某种深层透视和省思。1 中国法治研究进路中的根基关怀应当说,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治和人治大讨论。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