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这样 ,公共行政必须把政治哲学层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在其运作机制和运作过程之中。为此 ,公共行政改革必须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要强化与其宗旨和职权相对应的责任意识 ,以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是推进行政民主 ,以达到公共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和谐与合作     

论公共行政从“效率导向”向“公正导向”的转变

20世纪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过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型的开始,当今社会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人类历史正在经历一次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其中,公共行政也面临着一场历史转型.公共行政的转型在根本上是从"效率导向"向"公正导向"的转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公共行政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确立公正导向,意味着公共行政从公正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出发来进行重建.公正导向的公共行政包含着效率追求,也是效率追求能够得到最大可能实现的行政模式.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务实:公共行政基本的行为取向

“务实”乃是公共行政基本的行为取向 ,因为它是公共行政的功能内涵与本质所在。当前 ,中国公共行政务实的现实指向乃是构建三大“安全”环境 ,即有序的市场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方法论角度看 ,要做到务实 ,必须做到思想上求实、工作上落实、作风上扎实。     

香港公营学校转 “直接资助计划”趋势与教育公平问题

学校以公营还是私营为主 ,是世界性的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以近年出现的“新公共行政”、“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及“企业化政府”等公共行政观点为背景 ,考察香港政府直资学校制度的沿革和发展趋势 ,探讨与之相关的“教育公平”问题 ,指出半私营学校制度对保证教育公平、资源合理分配及市场竞争机制都有现实价值     

我国公共行政的效率问题与补救

目前我国的公共行政还存在较为明显的效率低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补救:(一)加大公共行政效率的监督力度;(二)加强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建设与提高;(三)合理定位和重塑政府职能;(四)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和善政概念的转变和模式的逐渐变动;(五)把公共管理和善政结合起来,振兴公共行政,使其成为提供服务的核心机制;(六)交互、参与和包容型施政,振兴公共行政。     

转型期公共行政精神的重建

作为行政文化的精髓、行政理论的最集中体现和行政实践的本质反映,公共行政精神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居于核心地位.为使行政变革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本质要求,必须从学理上深层次剖析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迷失,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并重建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平衡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     

探讨公共行政学的发生史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物.研究公共行政的发生史,可以发现,美国立国后的政治民主与行政集权之间的争论是一直存在着的,然而,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在逻辑上都导向了公共行政的产生.在公共行政的具体发生过程中,还可以看到英国的经验所发挥的影响,特别是密尔在自由主义的思路上对行政的关注,显然对公共行政的理论自觉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既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发生史的终结,也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自我建构的起点.     

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

民主和责任 ,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两项基本原则 ,也是支配政府行为的内在价值取向。二者既有区别 ,更有联系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本文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内部间的关系等两个层面 ,分析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的内涵和意蕴 ,对中西方公共行政实践中若干问题进行了剖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定义“公共行政”概念的三种取向

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是需要得到定义的,这是因为一个学科应当成为学者们共有的知识话语而提出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一些基本概念得到了定义并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这个学科的建构过程才可以说取得了积极进展。关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定义过程受到了两股力量的影响:其一,"新政"前的市政研究传统;其二,"新政"之后的新的研究取向。前者强调组织与管理,后者则强调行政部门与政策过程甚至政治过程的联系。这两股力量的交锋使公共行政的内涵出现了不确定性,也使对"公共行政"的定义难于在学者们中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学者们出于学科建构的目的而搁置了容易引发争议的方面,尽可能地在市政研究运动的传统中去定义公共行政的概念,从而在公共行政学科建构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共行政的科学精神

当公共行政在祛除价值负担后,开始了技术化、科学化的追求,并沿着专业主义、技术主义与管理主义进一步发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过"合法性危机",但其中的科学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科学精神内在的包含理性精神、客观精神与专业精神。当代中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行政管理没有经历过理性化的自然演进,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对科学精神的偏离与误解,这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公共行政科学精神的实质,重视培育公共行政的理性精神。     

论“电子政府”治理的发展趋势

“电子政府”治理在公共行政理念上取得新的发展,提出了人性化理念和企业化理念;国外基于“电子政府”的联合行政理论能够整合政府资源、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互通、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大都市区域的形成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为此,在联合行政理论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构建一个都市联合政府。     

“河长制”推行中的公众参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湘潭市“河长助手”为例

“河长制”要从一项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设计转向为长效化制度实践,必然需要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基于对湘潭市推行“河长助手”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以民间组织为中介的公众参与,需要建立在地方政府的信任与需求、民间环保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精准的身份定位以及利益表达的集中与理性化的基础上。同时,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不足、短暂化与形式化、治理成本高、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等“运动式治理”弊端。     

公共行政:朝着追求公正的方向

政府是社会公正的供给者 ,公正的要求根源于平等意识和自由观念 ,但公正却包含着平等和自由的悖论。市场经济创造了新型的社会关系 ,孕育出了“真实的集体” ,在这种“真实的集体”基础上提升出的集体主义原则是科学的原则 ,公共行政坚持这一原则 ,就能够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公正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 ,存在着分配的公正和交换的公正 ,而发展的公正是真正公正的实现 ,是公共行政惟一的价值向导     

服务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服务行政冲破了传统管理理论的思维模式,要求政府从工具理性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转向从价值理性出发,以“服务”的本质精神来诠释“公共”,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悖结及其调和——兼谈公共行政范式的逻辑自洽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张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备受关注的重大话题,官僚制的极权主义、信息垄断和专业主义尤其被指责是对民主价值的正面冲击.通过理论界学者为理性官僚制反民主的辩护,我们不难发现,官僚制的“反民主性”实际上根源于它所生长的现代社会困境——“现代性悖论”,而不是官僚体制本身存在反民主的劣根性.本文在分析传统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找寻平衡矛盾的场域,即民主式的官僚制行政,以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进而为公共行政学的逻辑自洽找到了一个支点.     

考察"公共行政"一词的产生和演变

"公共行政"的概念有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中世纪后期已经产生了朦胧的管理意识,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来指称那些面向公众的、公开的宗教仪式中的管理活动,也用来指学校等的管理.在近代早期,人们逐渐地把公共行政一词与政府的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往往使用公共行政一词去指称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府中的活动,以示与君主制条件下的政府活动之间的区别.再到后来,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人们开始用公共行政一词将政府的管理活动与企业、社会组织中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在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时,并不把政治活动中的管理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即使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也没有对公共行政一词作出严格的现代性界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沃尔多等人才对公共行政作出了现代性界定.其实,公共行政一词所包含着的是走向服务行政的逻辑,对它的思考和讨论,必将提出否定近代所产生的这一行政模式的要求.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政府:公共的就是公正的

社会公正是人类政治社会的永恒追求,公共行政担负着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的使命,然而,公共行政如何才是公正的,却存在着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和实践上的诸多困难。但追求公正,通过公正地行政促使广泛的社会公正的实现,又是政府无法推卸的责任。公共行政必须在社会发展中寻求公正。但是片面的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带来公正,反而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恶化,这就需要由政府来确立“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在社会发展目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求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中实现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而且,在这一追求中,公正的公共行政促使社会公正的实现。     

略论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嬗变与重塑

从社会转轨变型的视角来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 ,有利于引导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 ,来增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础。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本质要求相适应 ,公共行政精神应当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来重新加以建塑。就中国的特殊行政生态而言 ,应着力催生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公平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