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圆融 --朱熹的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     

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朱子之理学诠释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对诠释学几种误读的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诠释学已成为这个时代哲学的"共通语"。能否借鉴西方诠释学成果或者透过其理论视域来思考经学的有关问题,是一个颇具意义的话题。然而,自"诠释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以来,操用诠释学的术语和理论来谈论中国学术问题的学者尚未真正抓住诠释学的主题,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诠释学的存在论内涵的忽视。我们无法仅从经学本身所必定包含的文本理解与解释的因素就简单地判定经学是一门诠释学,而是应该紧紧把握诠释学所展开的"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认识理想"的批判来看待经学研究本身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否立足于"一种对方法论合理性的遗弃",是经学诠释学是否可能的理论基点。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狄尔泰Nacherleben概念中的诠释学循环思想——兼论狄尔泰生命诠释学的中介意义

Nacherleben(重新体验)是狄尔泰生命诠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比Erlebnis(体验)更为重要,因为它最能够体现狄尔泰诠释学的特点以及狄尔泰哲学中心理学、生命哲学和诠释学的多维度统一.重新体验概念揭示了理解过程中的三种诠释学循环: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的循环、历时性维度与当下性维度的循环、生命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循环,推进了诠释学循环理论.同时,在西方诠释学从传统方法论诠释学到当代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中,狄尔泰的生命诠释学具有重要的中介意义.狄尔泰所实现的从文本诠释学到精神诠释学的转向以及他对“生命表达的效果关联”和“效果历史”的创造性分析,都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引起了重要的反响.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

诠释学史家们通常忽略了马克思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而且克服了传统的诠释学所持的抽象的理论态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的权力磁场.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奠基于实践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实践诠释学的本质是权力诠释学.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为我们批判地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治权力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赋予当代思想界以重大的影响.     

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一、诠释学在中国 孙义文:潘老师,您好!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0年,明确以“诠释”、“解释”、“释义”作为文章标题的期刊论文每年都超过3000篇,每年又有30多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标题中用这些词语,其中竟然还有很多是自然科学的.甚至,我们去搜索引擎上搜索词语“诠释”,可以得到超过一亿的相关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用语,有关诠释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任意、荒诞地解说文本,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并用“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样的话语作为自己回应批评的武器.这种随意性解说不免最终走向相对主义,您认为诠释学是否应该为此负责?     

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中国学者带着汉语异质文化的他者眼光,把"hermeneu-tics"这个术语引介到现代汉语学术界⑨,中国学者开始把"怎样对文本诉诸理解"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语境下.     

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在引介和传播诠释学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联想性反思,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的丰厚资源能否得到开发和利用?如何把西方的诠释学和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思想表达结合起来?能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系统?这些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同路向和方式的理论建构工作也悄然展开.本文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理路和当代境况入手,分析了中西"诠释"观念和系统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的资源多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不能和当代诠释学同日而语.且就诠释的资质而言,因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使得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寻求诠释系统的建构时,资源并不显得丰裕.这种困境,加大了面对西方诠释学时有效理解和吸收的难度,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复杂化.     

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

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

西方诠释学是一个统称,它己分化为旨趣不同的诸诠释学流派,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主义"——如存在论的、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现象学的、神学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诠释学。就思维进路而言,在西方诠释学中可以划分成本体论的与方法论的诠释学。它们的诠释理念每每大异其趣,不可一概而论。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回答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答案有三:立足于方法论诠释学,"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意指必须客观地理解被诠释对象的原义或原意;自本体论诠释学视之,乃是对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那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重新辨认与反思;从神学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道",诠释《圣经》的本身意味着宣示某种不可违背的真理。近年来有学者倡言建构中国诠释学,若能成功,"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又将增添一种乃至多种视角。     

诠释学与中国

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 ,来理解诠释学。西方诠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有三次重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在当代 ,已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在中国从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     

诠释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从新教神学到浪漫主义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推进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但并未直接催生现代诠释学。其间经历了新教神学诠释学与浪漫主义诠释学两次理论转折。在新教神学那里,科学方法理念与新教神学倡导的文本原则所内含的解经方法论要求相互激荡,萌生了方法论意识的自觉,建构起一种普遍的诠释规则体系;而浪漫主义诠释学逐渐形成的诠释方法论意识之反思,使来自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推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诠释学的诸要素进行划分和哲理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诠释学的学科性质、理解与解释的类型及其理论依据做出了深入探索。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才有可能建立作为现代诠释学最初形态的一般诠释学。     

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三个维度

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是延续传统的重要方式,只有在不断的创造性诠释的过程中,一个文化系统的经典才能够保持鲜活的状态和长久的生命力。而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显然离不开对其核心典籍的重新释读、系统再构与现代转化,这就需要尝试建立一套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提出,正是因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而它的理论建构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能够回应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在问题域和表达方式上能与西方的解释学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二是能够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资源方面能调动一切传统经典解释的记忆与形式,特别是儒家的经学。三是能立定宗旨、明确目的性,其学术形态应重在阐发义理和凝练思想,为当代的中国文化转型寻求意义,在理论的体系化和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     

施莱尔马赫和伯艾克对诠释学方法论的不同建构

施莱尔马赫被认为是近代方法论诠释学之父,他对诠释学有两大贡献:一是创立了普遍诠释学;二是引进了心理学诠释方法,这种心理学取向使得其诠释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作为施莱尔马赫的弟子,伯艾克虽然也致力于诠释学方法论的普遍化,但他对语文学领域的固守使得其诠释学以语文学为基本取向,具有更强的知识论色彩和理性主义特征。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诠释学和伯艾克的语文学诠释学构成近代方法论诠释学的两种重要路向。     

诠释学的起源:神话与科学

诠释学的起源受到两类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一是神话,二是科学.神话思维作为人类诞生初期的基本思维模式,以其非概念化和互渗性的特征在西方诠释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早期圣经诠释学把领悟神和上帝的旨意作为自身的基本任务,强调信仰在理解和解释中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也经历着一种去神话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开启了科学思维向诠释学渗透的道路,并为诠释学的发展奠定了语文学的根基,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历史一语文学方法的兴起及其对寓言式解释方法的消解,还有施莱尔马赫一般诠释学对心理学方法的引入,都表明了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向诠释学的渗透;而狄尔泰的生命诠释学则通过神意诠释学向精神诠释学的转向,完成了诠释学的去神话化过程,并以把诠释学奠立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基础的特殊方式,将诠释学整体移入大科学体系之中,实现了诠释学与科学的合流.     

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

诠释学作为理解的哲学,它对诠释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在理解与诠释的关系考察与阐发中进行的。在诠释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诠释意义的把握和对诠释的态度就体现在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关系之中。本文旨在探讨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主要从五个层面阐述理解与诠释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西方诠释学传统中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