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中的知识分子作为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在提升网络文化公共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关注各类公共事件,而且以其解释力在多种网络交往空间中赢得了"意见领袖"的地位。知识分子话语背后体现的理性思考、权利意识和匹夫责任等公共性成分在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中实现了对公众的直接动员,有助于唤醒公民意识,有助于鼓励公民政治参与。     

媒介知识分子:公共性与议程设置

公共性作为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属性与品质,其消亡处境也是二者在当今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自主性屈从于媒介逻辑,普世关怀拘囿于专业知识,公共关怀受制于固有思想的情形下,媒介知识分子作为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现象,需要从媒体自身规律着手,并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性,通过对话影响媒介议程设置,并将精英知识转化为公共理解力,以重新唤起其公共性品格。     

科学工作者变身自媒体人:话语、角色及影响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许多科学工作者转型为自媒体人。他们除了向公众"科普"外,也积极介入公共议题,舆论场由此出现了一种新型舆论领袖。科学工作者创办媒体平台介入社会公共议题,是自媒体时代的一种新气象,也成为当下中国舆论场的一道新景观,给中国的网络和社会舆论带来了新的变化。要在舆论场中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作为自媒体人的科学工作者需要保持独立和公正,在传播的专业性和大众性、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进行有效平衡。     

理性的反思：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应然态度

公共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在现代背景下体现的愈来愈充分，这在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与职能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何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要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对公共知识分子本身给予理性的分析与思考。笔者认为，祛魅是前提，而将公共知识分子从诸多极具迷惑性的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正确筛选出来，则是另一项必不可缺的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语源学与文化学考察

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语词发源及语义演变的考察,可知各时代有不尽相同的"知识分子"概念规范。中国"知识分子"概念有其自身的渊源和特征,古代的"士"往往以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在社会变革中更强调自身的自由独立。     

哲学视域下教育公共性的诉求

从世界范围看,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正在呈现出"公共性"这一新的时代特性.教育公共性的彰显不仅是教育特性的一种时代变化,而且也是当代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诉求.教育的公共性不仅关涉公共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摊和教育资源的优化,影响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而且不可避免地与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教育服务之公共职能的发挥等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教育自身的公共性及所提供产品、服务的公共性决定了教育组织和教育活动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当前,我国的教育公共性正处在一个曲折发展的阶段,只有深入把握其未来发展走向,才能建立适合时代吁求的教育公共价值信念和教育体系.     

知识分子的媒体身份与经典的命运

大众传播时代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知识分子介入媒体必然影响着当代知识的生产、分配、享用以及再生产,也影响了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共生关系,经典在当代文化中的存在形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大众化、商业化以及明星包装策略等媒体主导的遴选机制,使知识分子在介入媒体的过程中,获得公共性而又无自主性、解释性而无创造性、商业性而无自律性的特点,大众娱乐的品质和价值与作为宾正的思想革新和艺术创造的作品之间的区别被抹杀,经典的文本价值被简单化.知识分子成为"顺从主义知识分子"的同时也使迫使经典卷入巨大的消费泡沫中,从而造就了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双重危机.     

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及提升

党外知识分子是目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行为影响深远,需要深入探究其政治认同问题.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逻辑贯穿在政治观念来源、政治利益博弈、政治交往变化以及政治传播情境中,生发特质表现在专业性、指向性、公共性、批判性等方面,生发影响通过网络主体观念、网络社交媒体、网络舆论空间、网络公共领域体现出来.要从推进网络政治自觉、建构网络政治信任、维护网络政治权威、优化网络政治生态等方面增强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促进形成良好的网络政治环境.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民主人权与人的世纪--论开明派的政治文化观

从启蒙主义立场和平民主义思路出发 ,开明派在文化传播中努力向青年传导民主人权的精神观念 ,也在政治斗争中积极运用这一武器向独裁统治宣战。在此过程中 ,他们着重分析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 ,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 ,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岗位 ,与民众一道迎接时代大潮的洗礼。     

试论知识分子的双重性

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地位是很矛盾的。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本文主要就公共知识分子这一领域进行讨论,从知识分子的历史和本身来研究这一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公共群体的矛盾性和双重性。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以往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主要围绕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两个轴心展开。在新世纪的背景下 ,知识分子研究有必要纳入到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中。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 ,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论域 :在思想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 ,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 ,如何相互交往 ,并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之中 ,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论断两度提出的历史回顾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论断的首次进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对知识分子作出的阶级定性,它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宽慰和激励。"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论断的再度提出,是在1978年,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重大作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一科学论断的两度提出,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两次提出,其得出结论的方法和指导思想也是截然不同的。     

论政治传播的公共性

"公共性"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范畴。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在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公共性由于其政治品性与政治传播关联。政治传播作为由政治体系、传播媒介与公共舆论三个要素互动所构成的有机过程,其公共性体现在过程、内容和效果三个层面。政治传播过程的公共性是指政治传播是依据公共舆论调整政治活动、谋求公众支持的过程。政治传播内容的公共性强调政治信息在政务公开、政府新闻发布、政府危机管理、政府公共关系等政治活动中的公开传播。政治传播效果的公共性强调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新时期,中国政治传播面临转型,急需政治传播的新观念、新话语体系、新运作模式。     

论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精神领域,大众文艺的发展不断地消解社会的精英文化情结,这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甚至使知识精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多余人"。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面目出现,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日趋向大众看齐,曾经以"化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生活中的孤独者或沉沦者。世纪转型期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们精神上营养不良,人格萎缩困顿,趣味世俗粗劣,已然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知识精英群体集体陷入沉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处境。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意见的公共表达:公共争议的传播偏向与话语民主化

公共争议是世界性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存在。公共争议传播中,去公共性的叙事偏向与话语困境,背离公共争议公共性的诉求。公共争议传播中,意见的公共表达,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性的诉求为主导,透过对话解释性叙事以及话语的民主化,动员社会资源,走向公共参与,回归公共争议传播公共性的诉求。     

公共性与公共诠释的中国逻辑研究论纲

学理性意义上原本作为政治哲学理论、话语范畴的"公共"、"公共性",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进入诠释学,获得独特的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诠释学资质与功能,是一个需要慎思明辨的新问题。一方面,"公共"、"公共性"本身就是一个随时代变迁、视界转移,其语义本身需要不断诠释的纷争性学术场域。迄今,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理论依然没有在其深层意义上达成应有的共识。另一方面,除非"公共诠释"的对象及所提出、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方法是全新的,否则,就会因难以获得范式上的自足、自洽性,而无法在诠释学领域立足。此外,现代哲学诠释学所面临着的传统的包括意义呈现的"相对主义",以及因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的争论所引发的"批判性介入"何以可能等诸多依靠自身无法得到最终克服的根本性难题和困境,"公共诠释"在这方面能否以及如何有新的建树?对此,既需要立足观念史的意义对"公共"以及相关问题做有针对性的梳理和辨析,同时更需要对使得"公共"、"公共性"成为可能和现实制度、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公共性认知水平和普遍自觉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评判。     

人的公共性与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确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公共时代的到来,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缺失表现得日渐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公共性"文化的缺失、传统生活中个人自主意识的缺乏,以及现实生活中"公共性"空间的缺位三个方面。公共文化是与公民身份、公民的公共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其分为内在公共文化和外在公共文化。内在公共文化是公共意识确立的理论基础,而外在公共文化通过其服务体系的建立,成为公共意识确立的实践基础。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