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及其分配效应分析

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活动在典型农业地区的两个理论模型和六个计量模型的对比,发现大陆农村的离农就业主要由同村人的外出就业及收入信息、劳动者的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而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人均耕地、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明显,大陆外出离农就业者所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为在农就业者的１０倍,在家离农就业者的增长贡献也为在农就业者的４倍。而台湾的离农就业主要受文化程度、劳动者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其离农就业户的收入为在农就业户的２．５倍。大陆的相关政策,除了强化扶贫、改善教育等措施外,还应注重扩大农民的入市权利和机会,以及构造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载体     

农村教育应坚持 “出口导向战略”

教育服务农村,是困扰近代以来无数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问题。在探索与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共识,即教育须根据农村实际,为农村培养人才,以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其立论的依据是中国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融入全球化步伐加快,教育服务农村必须跳出传统框架,走城乡统筹之路,坚持“出口导向战略”方向。教育为城市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确实存在农村人才流失,存在对农村财富和资源的掠夺问题,但并非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帮助。有人认为,现代教育违背了应使受教育者通过学习成为属于自己社会的社会人的目标,单向进化…     

重视和加强农村“留守少年”的法纪教育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但是农村留守少年法纪教育缺失问题在各地农村仍然极为明显,留守少年的安全、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击。尤其是农村留守少年的违法乱纪现象急剧上升,已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农村“留守少年”法纪教育缺失的现状以及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找出预防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以此来增强农村各级组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法纪教育意识,减少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并同时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教以“成人”——学衡派教育思想诠释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有关教育改革的讨论与主张中,学衡派的教育思想独具特色。他们强调教育的目的与意义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其健全人格,使其“成人”,并提出了自己有关教育方法、制度等方面的设想。这与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不同,有其特定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离土不离乡”长短论

近几年来,我国农业人口转化有所松动,但基本上仍在农村范围内进行,所谓“离土不离乡”,正是对这种独特的转化过程的形象概括。农业人口按照这种形式实现较大数量转化的地区,农村的非农业长足发展,集镇繁荣,农民收入提高,生活富裕。“离土不离乡”,对推进我国城镇化确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如果由此而认定农业人口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就地转移”,进而把“离土不离乡”作为我国     

再论“社会政策时代”

在当前语境下讨论“社会政策时代”这一术语,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社会政策时代”既不表现为社会政策的密集出现,也不表现为社会政策模式的稳定化.从历史维度和类型学维度的二维分析方法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政策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表现为两点:从历史维度看,社会政策从公共政策的从属地位走向公共政策的中心地位;在类型学维度上,一种新型的、与经济政策协调发展的、具有投资效应的积极社会政策开始兴起.社会政策时代也给研究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新的任务:社会政策研究应该走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讨论;社会政策的建设应更强调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政策制定者需要将发展理念融入到社会政策建设中.     

人文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的“张力”关系——关于文学“人文精神”讨论的人学反思

在以往“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主张“终极关怀”与倡导“世俗关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彼此相互排斥争论不休,使其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从人学角度看,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都是人文精神中的应有之义,可将其理解为人文精神的两个维度,二者在人文精神的有机整体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构成一种紧张的“张力”关系.在这种“张力”关系中,才能使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实现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合理健全发展.从历史上看,人文精神不断丰富发展,就是在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既冲突又融合的“张力”关系中,此起彼伏地向前推进的.对人文精神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并从人文精神的内在“张力”关系着眼推进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教育政策的价值重构:农村、城市"和而不同"--当前农村教育现代化的问题与出路

农村问题和农民受教育问题是影响并决定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和人为的作用,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我们制定教育政策和教育规划,往往以城市为中心,忽视农村世界的教育处境和教育诉求,并将其施用于农村.本文以教育政策价值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教育现代化问题,认为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政策的价值重构,做到农村、城市"和而不同".     

试论“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移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人口转移活动越来越频繁。其中,农村劳动人口就近就地的小城镇转移,即“离土不离乡”,不仅对城乡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特色。本文就此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人口城镇化”水平十分低下,90％以上的人口被困居在农村,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单一的农业生产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即便有少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亦吸收不了众多的劳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有了较多的转移,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从而使市镇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尤其是近两年来,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市管县”体制的实施,我国市镇人口有大幅度的增加,其总量由1980年的19140万猛增到1985年的38244万,其比重由1981年的20.2％上升到1985年的36.59％。     

“以工补农”提法质疑

第一,“以工补农”的提法,使“补农”的路子只局限在发展乡村工业上,道路比较狭窄。诚然,发展工业,利润较多,这样乡村可以拿出工业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抵偿对群众的各种提留,一部分还可以用于对农田基本建设和各种农用机械添置的投入。但是在农村这个广阔的背景中,“补农”不仅仅只靠工业的发展。事实上“补农”是多方面的,所有村办企业都可以起到“补农”的作用。如果只提“以工补农”就往往容易把“补农”的视野圈定在一个窄小的范围内,障碍了“补农”的诸多因素的发挥。     

“农民农”的养老规划及实践逻辑——以江阴市C镇为例

“农民农”作为国内异地迁移的特殊群体，他们对于自身养老问题的感知与规划明显不同于农民工以及在原居住地务农和迁入地务农的农民。为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农民农”养老规划的深层意涵，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江阴市C镇14户“农民农”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农”更加青睐回乡养老，并依靠自我和家庭支持，形成了一套“资产重塑+保障优化”的实践逻辑，但其中却隐含着“备而有患”的风险，亟须政府的补位支持。对此，户籍地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农”的经济支持和环境支持，在保障“农民农”持续稳定增收的同时，创建安全宜居环境。现住地政府则应注重对“农民农”的制度支持与情感支持，增强政策操作层面的包容性，建立起社区与家庭的联动机制。     

浅析“闪婚匆离”现象产生的根源

“闪婚匆离”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认真分析研究这一社会现象有助于我们引导其朝健康的方向发展。“闪婚匆离”现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其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中国人独立人格的形成是其产生的主要因素；在网络文化广为传播和离婚手续简化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得到迅猛发展。     

“天职”的“日常”感召：教育读取的社会学意义

达成“日常的要求”的“天职”感召发现,不同语境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本原性之间,不同演绎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多样性之间,不同张力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复杂性之间,存在深度相似、深层相联与深透相通,并为理解教育决不仅是“教育自身”之事,提供更为本真的思考和更为还原本真的可能。教育“日常之事”,怎样集聚起社会的诸多要素与诸多关系?“日常课堂”之事,怎样见微知著并成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教育中的“日常学生”,怎样作为社会行动者存在并互动于多重社会?关注并做好普通持常的“日常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真实”的教育日常努力;关注并做好每天要做好的“日常课堂”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恒常”的教育日常努力;关注并做好始终要做的“日常学生”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常人”的教育日常努力。     

市场经济与“底线伦理观”

一、超越性道德与底线伦理近年来,针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中出现的“伦理失范”问题,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纠治方案乃所谓“划界论”,即认为：市场行为所遵行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与人类求“善”的超功利道德价值原则本质上是对立的,放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必须找出不可市场化的领域,中断市场行为在其中的延伸,以确保道德价值原则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严这个方案虽不无见地,但它的尴尬之处在于：首先,在现代社会中,市场行为及其规则并不仅仅直观地显现在经济领域,那么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如何能够毫厘不爽地分划出纯粹的市场空间和伦理…     

“农超对接”流通模式的影响因素及策略探析

“农超对接”是我国当前正在大力倡导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其本质是将现代物流方式引向广阔农村,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农民、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共赢.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农超对接”链条中的各方仍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为了三方共赢需要政府从资金与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超市也需大胆革新,阔步前进.     

民国时期“西北”报刊对西北教育的认识

本文对民国“西北”报刊对西北教育诸多问题的讨论与认识以及西北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认为其中一些有关西北教育的思想不仅与西北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且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读书无用论”现象的农村社会调查与反思

从农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两个层面对农村中存在的“读书无用论”现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无论从农村中小学生视角来看,还是从农村家长视角来看,“读书无用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在农村出现,但也存在“读书无用论”的社会倾向值得我们重视.形成农村中小学生“读书无用论”现象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年级、学习成绩、亲子关系、学校情绪适应、学习环境适应、行为习惯适应,等等;影响家长“读书无用论”观念形成的因素有孩子的年级、教育压力感、教育困难程度、学习成绩、文凭重要性的认识,等等.因此,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应采取相应对策.     

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再探讨(专题讨论)

魏宣利认为,造成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乱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依附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差异性供给,要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兼顾社会养老保险的“效率”与“公平”、“强制性”与“自愿性”、“多轨并行”与“统一”等原则.赵然芬认为,当前中国实行的城乡二元金融体制存在很多弊端,今后应在“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大背景下,推进城乡金融服务一体化建设,引导城市资金反哺农村、促进农村资金回流.耿卫新认为,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统筹城乡公共资源,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理应引起高度重视.王春蕊认为,新农村综合体属于一种新事物,它是农村—-小城镇的过渡形式,既有农村的乡土化特色,又具有城镇的现代化功能,是城镇和乡村二者优势的集合,在具体实践中应把握好其建设的内涵与要义,充分发挥其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     

“专业时代的文学教育”之从“双学位”风波看大学中文教育

本文通过梳理北大中文系开设双学位后引发的争论,着重分析了中文系学生的“危机”心理,指出这种心态背后的原因是对中文学习的“价值无效”判断和自卑定位,其根源在于就业的压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大学教育的目标,以及对中文教育出路的启示。     

重谈“无农不稳”

<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发生可喜巨变。1986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7544亿元,按可比价格算(下同),比1978年增长1.7倍,平均每年增长13.2%;1986年平均每个农村劳力创造的社会总产值达1979元,比1978年提高了1.2倍;1986年平均每个农民纯收入为424元,比1978年的134元增加29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收入增长1.6倍;1980年农村贫困户还占总农户61.6%,1986年已下降到11.3%;1986年全国农副产品商品率已达58%,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1990亿元,比1978年增长1432亿元。这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年均递增27.9%的速度飞速发展,1986年总产值3500多亿元,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47%,1987年又有较大发展,吸收了八千万农村劳力,在农村经济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农村经济形势发展喜人,农业生产形势却有点令人担忧。近年来全国物价上涨较快,肉、蛋、鱼、菜等副食品上涨幅度较大,粮棉油糖等凡沾上“农”的东西,都有点紧张,许多大中城市猪肉又实行凭票供应,对此人们议论很多。农副产品紧缺,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