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构成要件与实现条件

历史经验表明,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利于形成“新常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一旦宽松的逻辑（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逻辑捆绑在一起,“新常态”还怎么产生？答案是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根本性转变”只闻楼梯响不见美人归,二十年来迟迟不落地的根本原因。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再配上“壮士断腕”般简政放权的决心,将是有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供给根本改善的一组绝配。有了二十年“两个根本性转变”所奠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再加上打虎立规（威）,“新常态”便俨然生成。“新常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多年想得而又求之不得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它有可能取得1989-1991年那样成功的治理经验。开弓没有回头箭,“适应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必然的选择,而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析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战略转型期。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使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战略选择,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需要适应"新常态",抓住"新常态"的大好机遇。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有利契机,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动力的转换,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顺畅的建设路径。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提出新常态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理念也进一步由增长转为发展。而从发展角度研究新常态,表明新常态不仅是速度状态,更是经济全面发展的新状态。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经济中高速的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需要新的发展状态来支撑。与此同时应运而生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居于首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发展,是引领高质量新常态的根本之策。     

新常态视角下贵州工业化发展研究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而要适应新常态趋势变化,必须拓展思维、深化改革、勇于创新,以"非常态作为"应对"经济新常态",积极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这对贵州经济尤其是工业化发展具有方向性的影响。贵州经济长期处于欠发达欠开放阶段,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工业化发展中将会面临"阵痛期",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可能引发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的边际变化。因此,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工业化路径不仅是贵州适应经济温和增长的新常态、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的重要命题,也是贵州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依托。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原有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的衰减,还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新常态背景下自然资源、人口、技术以及资本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此,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作出判断。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增长速度的换挡,实际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有较大的空间,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新常态背景下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经济结构重构、增长动力重塑,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人力资本、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制约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基调是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供给政策和长期政策的作用,通过振兴实体经济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新常态下“掀起全民创业热潮”的思考与建议

大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增长压力增大、结构调整压力增大、民生保障压力增大、环境优化压力增大等诸多严峻挑战.“掀起全民创业热潮”是积蓄大庆可持续发展后劲,是实现大庆未来快发展、大发展的战略布局与潜力谋划,体现了市委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     

新常态下的养老产业发展路径

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阶段,而养老产业的巨大消费需求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是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有效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因此,应把握好新常态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厘清政府养老责任边界、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模式扩大养老产业的客户群、延伸养老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等方式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经济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大庆经济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挑战与风险并存致使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科学认识经济新常态,积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求稳经济增长速度,从而稳中求进,是推动大庆市经济发展步入新台阶的必要阶段,而对于技术创新、制度规范、城乡差距等问题的解决则是实现大庆经济稳中求进的有效途径.     

新常态背景下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在原有发展模式下长期积累的失衡因素和结构矛盾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产能相对过剩常态化的一种表征。新常态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新常态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认为,应对新常态的关键在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据此,为了分析财政支出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1997—2013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农资金为核心指标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倾斜力度是不够的,并且这种影响还存在跨地区差异。     

新常态下以工业化逻辑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新常态并不是指低增长,而是要通过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工业化可以通过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和水平提升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带动结构转变、需求增加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因此,工业化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在新常态背景下以工业化的逻辑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路径,应是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机结合,以制造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为核心,以回归实体经济为思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振兴装备制造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其政策取向上应处理好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拓宽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渠道,完善技术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     

“新基建”的空间非均衡及增长收敛性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新基建”能否促进省域内空间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是关系到“十四五”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出“新基建”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假说，然后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新基建”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广东省域内“新基建”的典型特征，最后基于β收敛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方面，广东省域内“新基建”具有显著的非均衡特征，深圳、广州、佛山的“新基建”发展水平始终保持前列，其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于要素基础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另一方面，“新基建”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对称的促进效应，即对于经济增长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升“新基建”发展水平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与对策

“新常态”理念和思维的发展,为经济以外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新常态下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针对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要以经济建设和改革为中心任务,以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为导向,以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旗帜,以建设人民幸福的美丽中国为目标,以作风建设和严惩腐败为突破口,聚焦制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新常态下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融合供给侧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服务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主体。基于供给侧改革逻辑,探究新常态下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城市)化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机制、实现路径及其发展模式,能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城市)化良性协同融合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转型发展探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在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不足,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经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成为“新常态”。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能源的约束,使我国经济到了转型发展的重要关头,生态文明建设是引领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指向和必经途径。     

改革应当“全面”和“深化”到何种程度?——新常态与“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布局

正如成年人不可能通过加餐继续长个,否则就会导致肥胖症一样,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物质生产必须停止增长,人为刺激只会导致社会有机体陷入消费主义的疾病状态。随着肉体需要的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就凸显出来,为满足这样的需要,物质生产必须用"全面生产"代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决定了改革发展的新常态,只有在这种新常态中才能理解"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布局。     

新常态下区域协同发展的取向和路径*--以京津冀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创新驱动、要素流动与市场机制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支点,并正在形成经济一体化和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来看,区域合作中应激活各方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协同效应”;欠发达地区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注重激活内部要素,培育内生增长能力;顶层设计应将协调各方利益和损益补偿的机制构建纳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内涵;区域发展正形成由“极化”向“扩散”转化、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转变、由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协同转变的新取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障碍与突破路径

优结构是"中国式"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表现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动力、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供给动力、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动力、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强、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在缩小等。但中国经济结构走向"优化再平衡"面临着系列障碍:经济赶超发展战略、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过时的政策支撑体系等。由此,应通过推行均衡协调的发展战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政策供给方式转变构建起"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支撑体系"三位一体的突破路径,促进新生动力的成长壮大,以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新常态下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与改革取向

新常态是合乎我国当前经济周期波动规律、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律的必然状态,是从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转换期。追求质量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而是要在速度换挡过程中构建起创新驱动的新模式,为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进而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问题包括: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和动力重塑、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新常态下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等,实现路径在于改革,改革过程中应该坚持质量效益价值取向、市场配置资源取向、创新驱动取向、生态取向、民生取向和包容性取向。     

“经济新常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蕴涵--基于《共产党宣言》之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分析

“经济新常态”一提出就引起了普遍关注,但只有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高度,才能看到这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是历史的出发点,落脚到世俗世界的世俗结构和世俗存在,这就是“经济”这一现实之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流变特质,“新”是对基于“人类发展历史时间空间坐标”之辩证思维方法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成历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常态”是在“流变世界寻求确定性”之马克思独特“历史理性”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并且进行时代化中国化通俗化的语言范式转换,因此,“经济新常态”由于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蕴含而高屋建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