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事立法百年回顾与反思

清末商事立法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商事法律和章程,这些商事法律在法律形式、编纂体例、制度内容等多方面都有创新,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商事法律的基础,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如何处理继承本国法制传统和移植外国法律的关系的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论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从独立到超越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不可能完全垄断国际商事规则的制定工作。国际商事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种与国家立法不尽相同的行为逻辑模式自发地生成商人法规则。这些规则从本质上是相对独立于主权国家立法的。但商人法规则具备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必须借助国家和国家立法对其进行完善与支持。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会对此需求大力合作。最终,商人法与国家和国家立法形成了一种彼此支撑的稳定三角结构,共同形成国际商事规则体系,并使各自的作用得到加强。     

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形成于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警察制度,是以清末警察旧制为基础,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军事独裁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政府在警察机构、警察法规及警察教育等方面的警政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步骤,使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清末初创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     

论商事主体

商事主体是指具备商法上的资格或能力,经主管机关登记,以自己的名义持续地从事某种营利性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在传统商法理论发达的国家,尽管都采取了商事主体法定的做法,但对于商事主体的概念、范围的界定,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或规制原则。由于我国至今没有制定商法典或商事通则,法律没有统一规定商主体的概念、设立要件及程序,各类商主体资格之取得及设立条件散见于不同的单行法律、法规之中。这些法律、法规所作出的规定彼此也有很大差异。商主体从民事主体中发展而来,并且从商人发展成为商法人、商合伙和商个人。商主体应坚持商主体法定和商主体真实的一般原则。     

重构商人精神体系

商事法律制度功效发挥,系商事法律制度外核与商人精神内核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缺失与现代商事法律制度相匹配的商人精神。这制约着商事法律制度功效发挥,进而阻滞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分析商人精神体系的内在要素,对比中国商人精神现状,重新构建商人的精神体系势在必行。     

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

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中形成 的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是中国近代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较特殊的独立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他们采取了买办这种畸形的市场主体形式。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交往:新文学的助推器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形成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内环境,而且影响了新文学的外环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助推器。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历来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而忽略商人的历史贡献,注重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形成相对片面的文学史。经济与文学互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揭示知识分子与商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共谋关系,使近现代商人群体浮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表。     

现代商人法的性质和归属新论

建立在中世纪商人法基础上的现代商人法对国际商事交易的展开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现代商人法只是规范跨国商事交易行为的习惯性规则,除了被纳入国际商事条约以及各国法律所共同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外,现代商人法的其他渊源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产生约束力.由于现代商人法的渊源不全是法律,它并不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国家权力的消长

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的此长彼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伴随着自身力量的日益强大,跨国公司向国家权力发起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挑战。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综合实力不同的国家,同跨国公司的关系、受跨国公司权力的影响也不同。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权力几乎是同步增长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既因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能、战略、作风而异,也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体制、政策、环境密切相关。     

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

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表象及生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城市化不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如果仅把提高城市化率当作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新的“二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边是少数富人,另一边则是穷人,而这是有违城市化初衷的。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辽金文学研究与宋元文学研究

辽金先后与两宋并列对峙, 辽金文学后来又融入元代文学之中, 这是辽金文学独特的外部文学环境。因而, 将宋辽金元四代文学综合在一起研究, 不仅有利于拓展辽金文学研究的领域, 还能揭示宋元文学中的有关问题, 对推动宋元文学研究有突出的建设性意义。一、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相隔遥远, 两者之间交流不多。但在有限的交流中, 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系。由于两者水平颇为悬殊, 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由高向低———由北宋向辽国———的输入。这种输入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图书、典籍的传播。使辽归来的苏辙曾上书朝廷, …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江南地区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在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文化上的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知识经济与广州城市性质功能定位

本文认为,面对２１ 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的定位必然产生变化。广州要发展,必须发展知识经济,确立由４ 个系统组成的广州知识经济创新体系,确立教育和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产业的一个支柱部门,成为广州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为此,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应该定位为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教育科技城和以知识经济产业为主体的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国内外足球运动员技战术素养的比较研究

从移情作用的概念出发,首先阐述了对移情作用的认知,接着进一步从认识社会和跨文化交流方面论述移情作用的重要性。移情是美学研究中很重要的概念,推及到其他方面也可以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在此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国内外足球运动员技战术素养的比较研究

在当今世界足球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现代足球是一个整体的足球"、也在"更高、更快、更强"。对国外和国内足球运动员技战术素养的比较研究表明:球员拥有良好的技战术素养是取得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