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上)——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本文的研究指出,<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其"新拓扑历史主义"的视角和话语理论,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即仅仅消费、搬运后现代学术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反思性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作者周宁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有效地回答了"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以及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西方现代性观念动态结构以及意象关联性中的中国形象的完整认识结构,从而为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打下了十分坚固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基础.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

七个世纪西方不同文本塑造中国形象,相互参照、彼此引证,已经形成一种观念传统,其中有连续与承继,也有变异与断裂,探讨这一形象传统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不同的意义侧面,提出1250年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作为重要转折点,分析中国形象的思维方式、话语体制、权力结构,及其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最终描绘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提供一份地图.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

七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各种变幻,但其观照出来的并非中国,而是西方人自己。中国人以西方的中国形象透视自己无异于镜中寻花、水中揽月。但西方的中国形象套话一旦形成,就具有符号性的支配功能,可以不指向现实而进行自我复制。五四运动以来的国民性讨论如果放在中国形象问题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触目惊心的事实,即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西方论述形成了合谋,共同发明创造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而且,这种合谋在当下仍有其市场,因此要警惕中国是否已经失去了表述自己的功能与话语权,只能用西方话语表述自己,沦为只能被表述的境地。     

跨文化形象学：从形象类型到形象网络——周宁教授访谈

周云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周老师,您对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可是,据我所知,学界对您的一系列研究的关注和思考却迟至2005年左右。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形象”研究在学界大有风生水起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您如何解释这一显在的“时差”？     

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在比较文学中,形象是对异族的一种总体性看法。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对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的思考,发现一国的实力决定了自身形象。因此,通过坚持经济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中国梦”,是改变中国形象的唯一途径。     

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

从文艺领域入手来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规律,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需要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可以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即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成效。当前,中国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应体现“和平发展、求同存异、负责任大国”这一国家形象战略传播目标,采取整合策略,一以贯之地向外传播。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应积极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思考建构逻辑,使兼具中华民族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共同体”话语体系优势更加凸显。可通过建设话语理论、打造话语符号、优化话语策略三重进路,回答好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建构中“说什么话”“靠什么说话”“话怎么说”三个基本问题,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引导力、说服力、传播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形象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迁移

近年来 ,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从中国形象入手 ,考察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想象的嬗变过程 ,同时对照了中国的自我表述 ,勾勒了学界对中国形象的理解 ,试图澄清其中的理论逻辑混乱 ,并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途径作了积极探索。     

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反省和不断批判之后,中国文化的形象日渐地“矮化”和“空洞化”,逐渐疏 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机勃勃的现代性文化之创造,而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和片断性的残梦旧影。在“欧洲中 心主义”的强力冲击和全面影响下,中国文化的声誉不但在本土一落千丈,就是在西方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转折, 使得中国文化的形象长久以来变得非常微弱和模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中国的地位正 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也为其文化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究竟以怎样的“形象”来面对当今的 世界,已成为对中国文化之复兴的重大考验,也孕育着一种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方式。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国家形象的提升与演变——以当代“中国形象”的广告语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形象是当代广告话语体系中重要的表现主题。中国形象在当代广告话语中主要呈现为四种不同的形态:物态隐喻、政治表达、地域展示和民族情感,这四种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展演变。构建国家品牌是当下广告话语塑造国家形象的新动向。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当代广告话语必须通过跨文化沟通的形式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寡母”文学形象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寡母”形象贯穿了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妇女问题便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议题,鲁迅先生就曾疾呼受封建压迫的女性是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寡母”一般是妇女中较为弱势的群体,目前学界对“寡母”形象的研究较多,对“寡母”文学形象进行剖析不仅符合关注妇女问题的文化语境,还包含着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本文梳理了学界对国内“寡母”形象的研究,旨在通过文学世界关切“寡母”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     

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建构的策略和方式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西藏时常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西藏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形象往往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西藏问题”的认知与判断。目前,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形象与真实的西藏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有的是对事实的歪曲。对此,中国应该加大针对西藏的对外传播力度,在西方人中建构真实、全面的西藏形象,主导西方的西藏形象话语权。本文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西藏形象,需要打破西方的西藏话语权和“想象中的西藏形象”,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主动、灵活、多元化的传播策略和方式构建西藏对外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