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多元治理模式与NGO角色复位

尽管NGO①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标志和元素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重视,但在我国,NGO却仍然缺乏应有的发展环境与角色定位,这显然无法应对日益繁杂和多变的公共事务治理。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建立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模式,因此,NGO的角色复位势在必行。     

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是多种行为主体跨越国界的共同参与过程。从过程的视角来看,跨国公民社会的组织特征使得其在治理目标的取向、治理机制的运作和治理结果的实现等环节呈现出独特的优势,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组织性质和构成也使得跨国公民社会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歧异化和内部参与不足等局限性。针对跨国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性及其原因,可以在推进跨国公民社会的非地方化、培育社会资本和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方面加以努力,以便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担当

教师作为学生的公民品格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者,需要发挥出自身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从而成为学生的公民榜样.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意味着教师要超越既定的课程知识及价值体系的藩篱,从单纯的知识授受者“转化”成为一名具有批判意识、关怀意识和公共良知的公民.教师不能把自己矮化为教育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而是要把教育工作“转化”为具有显著的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智识工作.因此,教师需要与学生建构一种以公共性、民主性与批判性为基本特征的学校生活,培育学校生活及课程教学中的公民伙伴关系,引导学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发展,最终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     

转型期中国公民治理的主体性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公民治理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公共管理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目前所着力建设的基层民主政治不谋而合,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公民治理模式的建立需要积极的公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依据公民资格的经典理论,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削减转型期的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的程度,为公民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政府成本研究的视角转向:从新公共管理到公民治理

政府成本研究主要有政府内部管理视角、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和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等。前两个视角属于传统研究视角,把这两个视角融合起来研究属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第三个视角及其与第一个视角的融合则属于公民治理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方向,即政府成本研究的新视角。公民治理研究视角需要构建公民治理序列模型,然后从其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管理如何吸收公民治理的相关理念并作相应的技术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来探讨降低政府成本的问题。而正是这样的研究才使得治理理论有可能超越新公共管理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大国治理中的公民角色：现代民主中“半主权的人民”

本文拟从概述民主的内涵出发,阐释从小国治理到大国治理的演变在政体形态上表现为民主政体的确立,说明宪政民主的本质——我们对民主可以期待什么和不必期待什么,分析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公民身份的内涵之意——公民服从的义务。在大国治理的框架下,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内核,公民角色经由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变迁：从全职公民到兼职公民的转变。厘清民主的内涵、辨明公民的角色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宪政民主框架中的政治冷漠、消极自由现象有着现实的意义。消极自由亦是一种公民权,现实的、切实可行的民主须承认民众的局限性,同时对民众保留持久的关怀。     

治道变革: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根本转变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惟一提供者 ,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道变革 ,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等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竞争、多中心治道与我国公共服务改革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在20多年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在于竞争,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安排公共服务供给则给竞争提供了制度平台。分析多中心治理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中有效竞争的支持,探讨其对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浅析微博时代的舆情与治理

微博时代的舆情正成为社会管理的一大挑战,依托微博形成有别于传统的特质,一是形成的便捷性,二是效果的爆炸性,三是内容的社会性。微博舆情的生成离不开信息接收者、媒体运营商和政府管理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微博时代下一的舆情治理路径如下：一要打造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二要塑造责任媒体,加强媒体责任;三要建设现代型政府,完善政府职能。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我国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整体性治理分析

公立医院改革是我国新一轮医改的核心,"管办分开"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和重要手段。本文以公共行政学的"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了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主体、内涵、性质等,并在比较国内外公立医院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我国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操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