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冲击的动态响应——基于江西省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江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针对理论界对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争论,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983-2006年相关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的动态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FDI和出口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最后。本文就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MSVAR模型的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由于新兴市场需求增长和指数化投资同时出现在金属期货市场上,且供需因素与金融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有色金属价格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呈现出非线性、动态性以及结构异化等特征。基于此背景,本文提炼供需因素与金融因素影响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选取2000年2月至2014年3月的月度数据,并构建MSVAR模型以铜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铜价波动存在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即膨胀期、平稳期、低迷期三种状态;三种状态下,金融因素都可以很好地解释期铜价格波动,但作用机制明显不同,而"中国因素"则被明显夸大,与原有研究结论相左;短期内各个因素在不同区制下对国际期铜价格的影响在作用方向、持续时间、作用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这些研究结论与构建的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为解释大宗商品金融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分析工具。     

FDI、对外贸易与四川省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的动态效应分析

FDI、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利用1985-2007年四川省的相关数据,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四川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效应分析。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宁夏进出口贸易融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一、引言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根据银行提供融资的对象不同,贸易融资可分为进口贸易融资和出口贸易融资.进口贸易融资指银行或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对进口商的融资,提供融资的主要是进口方银行或金融机构.出口贸易融资是指银行或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为出口商提供的融资,提供融资的主要是出口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主要有打包放款、出口押汇、票据贴现、保理和福费廷等.进出口贸易融资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企业从事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制度变迁、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途径来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就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江苏省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江苏省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数理推导得出服务贸易的开展可以极大的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利用江苏省2001-2008年的数据进行单整、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得出服务进出口对GDP增长的具体影响程度。     

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区域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对资本经济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手段,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市场进行适当干预,调节的有力杠杆。而国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对国家的整体的经济水平进行宏观调控,因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不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而在货币政策干预下进行的宏观调控势必也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区域经济水平出现差异,发展不均衡。本文旨在通过对货币政策推行的具体进程,推行的实际效果的分析以得出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效应的结论,进一步了解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目前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作用。政府公共投资作为投资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经济长期增长又有何作用,本文通过建立有关模型,分析了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及FDI对就业的影响

文章建立了关于就业的线性计量模型,并通过中国30个省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主要检验了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FDI等对于就业的作用。经济增长仍显著促进了就业增加;FDI促进了就业增加,但拉动作用较小,东部与西部的FDI并未显著促进就业;总体上,出口拉动了就业增加,但其作用也不是很大,仅东部的出口显著促进了就业增长;进口显著抑制了国内就业。并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见解。     

中国进出口贸易市场的混沌特性分析

对于经济管理系统混沌的检验,主要体现在证券、期货和外汇市场,由于其他经济领域序列数据的匮乏,传统混沌分析方法的应用受到了限制。本文采用最新的基于小数据样本的临近返回检验,研究中国进出口贸易1989年1月到2003年5月的月度数据序列,发现了混沌的拓扑特征;进一步应用小数据量方法计算最大Lyapunov指数,数值结果同样证实中国进出口贸易市场存在低维混沌,从而佐证了国际贸易市场混沌的存在;实证结果为国际贸易系统模型的建立和预测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实证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论述知识产权保护与R&D活动以及国际贸易的交互作用,分析其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并确定采用R&D知识存量作为R&D活动的代理变量,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国际贸易的代理变量,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理论模型,基于影响因素分析推导并建立实证回归模型;依据传统的永续盘存法分别测算固定资本存量和R&D知识存量,利用1980年至2005年27个发达国家和22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相结合的方法,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扩大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R&D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金砖四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起飞的重要资源,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东道国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本文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利用协整理论考察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它们的动态均衡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内,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稳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内,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单方面吸引FDI的流入,印度的FDI也只能单方面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     

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

利用2001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验证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基于宏观总产出方程与信息基础设施微观供需模型相结合的联立方程模型控制信息基础设施内生性,采用人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测度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复合增长效应的测算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的状况却存在反差.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全国水平,而中部各省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却低于全国水平.     

有效税率、投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实证

本文测算了我国劳动、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以反映这三种要素的真实负担情况,然后,利用结构VAR模型分别研究三种税率的结构性冲击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最大,短期内有利于投资率的增加,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短期效应为正,长期效应为负;对资本收入征税,短期内不利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基于时序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以1981年～2004年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指标,从时序雏度考察贫困人口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协整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基尼系数能够预测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反之不能成立;误差修正模型显示,贫困发生率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前者大于后者.由此认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促进贫困减少的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减少,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积极效应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效应.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时期,确保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是贫困减少的有效途径.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