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问题研究

随着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在航空器上不循规旅客案件数量也呈现激增趋势. 仅仅依照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已远远不能实现对该类案件的有效规制:因其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过窄,导致很多案件出现"管辖空白"的情况. 国际民航组织2014年通过《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东京公约》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对管辖权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在原有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基础上增加了航空器降落地国和航空器经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规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京公约》管辖权规定的不足. 在系统梳理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规则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探讨现有规则的积极意义及不足之处,建议中国相关规定亦需要进行修改.     

《东京公约》议定书中不循规行为类别研究

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组织下,历经3年《东京公约》现代化最终取得了成果,通过了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 其中,不循规行为类别是议定书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经过多次研讨和专家的研究,最终在新议定书第15条之二中列举了最受关注和危害性较大的不循规行为,同时发布了对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第288号通告进行更新的决议. 中国依据本国实际情况,参考新议定书及相关通告的要求,在近期的立法中,将更多的不循规行为纳入立法,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处置.     

比较法视野下的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研究

黑名单范围是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东京公约》《保安手册》等国际立法，还是美、加等域外国家立法，抑或是国外航空公司内部规范，都没有直接明确规定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而是从“拒绝运输”（拒载）的角度对“潜在威胁的人”的强制措施作了相关规定。我国《刑法》《治安处罚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以及《飞行安全保卫规则》都从维护公共安全角度对旅客不轨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法律效力层次和内容侧重点不同。《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和“385号文”是我国目前关于民航旅客黑名单最直接的法律规范，但二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应当从法治建设高度创新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统一规范民航旅客黑名单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不文明行为不宜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应以危害民航安全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并以类型化方式对民航旅客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对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若干修改意见--以国际民用航空安保条约为视角

围绕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从国际民用航空安保条约的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国际条约对于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干扰行为的列举清单和管辖权的基础上,建议中国的新民航法应当在不同的条款中规定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国际罪行、普通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在专门条款中对涉外非法干扰行为的管辖权作出规定;并且根据民用航空安全的特殊需要,对航空器和机场内发生的非法干扰行为规定特别的行政处罚条款。     

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立法的新发展与启示

为建立高标准的航空旅客保护机制,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从沟通、航班延误、航班取消、航班拒载、停机坪延误等方面为承运人设定了严格义务,并通过设定给予旅客待遇标准和最低赔偿标准来确保旅客获得明确、一致的权利保护。《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对承运人义务类别的精细设定体现出强化旅客权益保护的立法趋势,然而,对国际航班延误的索赔规定涉嫌违反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排他适用性。中国航空旅客权益保护立法应批判地借鉴《航空旅客保护条例》的经验,一方面,应避免对国际航班适用航班延误赔偿责任违反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承运人的告知义务、细化免责事由、明确国内航班延误情形下的赔偿责任等措施来提高航空旅客的权益保护水平。     

国际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国家责任研究

针对国际民用航空实施非法干扰行为不仅威胁到整个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和有序发展,同时也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实践中,非法干扰行为、恐怖主义活动和不轨旅客行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面对非法干扰行为对旅客、地水面第三方以及航空业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条约,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予以规制。鉴于国家在打击针对国际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中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发挥的作用,国家责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再探讨——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最新修改为视角

防范非法干扰行为是民用航空安保工作的核心。然而,由于中国国内对此类行为的观点不同,导致相关民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不同的界定,这也直接影响了实际工作的开展。《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的最新修订将行为的危害对象明确规定为"民用航空安全"并对行为种类采取了开放式的规定。因此,当前应当以《附件17》第9版为基础,正确认识非法干扰行为的本质及特征,修改相关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减少国内规定与国际文件的差异。     

论电子商务环境下航空旅客权益的法律保护

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模式,电子商务在我国迅速兴起,在以电子客票为主要形式的航空运输服务中得到了广泛适用,给航空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给旅客带来了便利,但也给航空旅客权益保护带来了极大挑战。我国《民用航空法》和《合同法》在对航空电子运输凭证的认定上存在冲突,且《电子商务法》尚未颁布实施,使得航空旅客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亟需完善电子商务环境下航空旅客权益的法律规定,健全航空旅客权益的纠纷解决机制,保护旅客合法权益,促进航空运输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中国航空旅客不轨行为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中国航空旅客的不轨行为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了航空运输的安全,但是机场公安执法部门在惩治不轨行为方面的表现往往消极、迟缓,且处罚不力.究其原因,民航安全法律法规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规制不轨行为的衔接上存在问题,导致执法部门消极执法,害怕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因此,有必要单独就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出台相关条例,增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惩治不轨行为上的可操作性,以有效减少和杜绝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     

论国际航空保安法制的新发展——评2010年《北京公约》及《北京议定书》

2010年国际保安公约外交大会最终通过产生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两项文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加强完善了现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加大了打击恐怖行为的力度并增进了国际反恐合作。对于其中存在的管辖权冲突及修改年限等问题应当设立相应条款加以解决。     

航班延误情况下的维权研究

近年来,航班延误所引发的维权问题已经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实上,对航班延误处置不力引发的民航部门与旅客之间的维权冲突,往往会相应增加维稳的社会成本,影响民航部门的信誉,危及民航安全.航班延误情况下的维权研究,既包括旅客的维权,也包括民航部门的维权,只有建立在法律层面上的维权才是合理合法合情的行为.     

推进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的思考

提出了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应树立"零容忍"反腐、科学制度反腐、民主反腐、科学办案的理念,论述了推进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的五大措施:抓改革、抓立法、抓合力、抓惩治、抓科技。     

从侵犯版权罪看英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兼议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利用轻刑矫正罪犯，减少监狱压力。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犯罪全球化问题以及“严而不厉”政策的局限性，英国议会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犯罪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本文将通过英国议会对侵犯版权罪的近几次修改，论述英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比较中英两国对侵犯版权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我国侵犯版权罪所存在的问题。     

风险社会之下的航空犯罪理论趋向

风险社会的到来，必然会对我国刑事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保障民航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今天，平衡风险社会下民航安全与个人自由，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预防航空犯罪，不应当以其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不同于传统刑法。过多重视风险社会带来的弊端，自然会陷入一种严罚主义、威慑主义的立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航空犯罪作为一种刑法犯罪，其处理思路与普通犯罪并无二异，不应当认为民航领域是一个全新领域，需要以更为严厉的态度对待犯罪行为。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对于航空犯罪而言，仍然无法超越传统刑法的范畴。     

完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几点思考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信息时代产生的一种新型犯罪，我国刑法第285条对此作出规定。然而，该罪在罪名、犯罪客体和对象、犯罪主体、刑种和量刑、刑事管辖权等方面都存在一些立法缺陷。因此，从立法层面应规范罪名的表述．适当扩大犯罪对象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增加本罪的刑种，提高本罪的刑度，明确本罪的刑事管辖权。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探究

2009年2月《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保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仅靠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把科学的立法付诸实施,并在这一过程中检验、完善既有法律体系。由于在食品安全领域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行政监管法律制度应当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对于国外较为完备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也应进行必要的分析和借鉴。     

国际航空罪行管辖权的冲突及其变革——兼评《东京公约》管辖权条款的修订

《东京公约》确立了国际航空罪行管辖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原则以及并行管辖体制,这一制度直接肯定了对国际航空罪行行使管辖权的域外效力,并且避免了由于缺乏双边引渡条约而导致的引渡难题,但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管辖权的消极冲突。在应对公约管辖权缺陷方面,主要国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这些主张存在一定的分歧。国际民航组织结合国际社会的实践以及各个国家的主张对《东京公约》中的有关罪行的管辖权进行了修订,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管辖权作出了相应的变革,这对未来应对航空领域的有关罪行具有积极意义。对此,我国应对公约的相关修订进行立法转化,以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从而有效地维护国际航空的安全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