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若干修改意见--以国际民用航空安保条约为视角

围绕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从国际民用航空安保条约的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国际条约对于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干扰行为的列举清单和管辖权的基础上,建议中国的新民航法应当在不同的条款中规定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国际罪行、普通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在专门条款中对涉外非法干扰行为的管辖权作出规定;并且根据民用航空安全的特殊需要,对航空器和机场内发生的非法干扰行为规定特别的行政处罚条款。     

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再探讨——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最新修改为视角

防范非法干扰行为是民用航空安保工作的核心。然而,由于中国国内对此类行为的观点不同,导致相关民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不同的界定,这也直接影响了实际工作的开展。《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的最新修订将行为的危害对象明确规定为"民用航空安全"并对行为种类采取了开放式的规定。因此,当前应当以《附件17》第9版为基础,正确认识非法干扰行为的本质及特征,修改相关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减少国内规定与国际文件的差异。     

民用航空器上不循规旅客处罚比较研究

国际和中国国内立法的滞后导致不循规旅客不能得到应有的处罚,并因此使不循规旅客呈上升趋势,危害了民用航空的安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虽然启动了专门工作,颁布了《第288号通告》、制定了《关于航空器上实施的某些罪行的示范法》,但收效不大。美国、英国和韩国的国内立法从管辖权、不循规行为构成和惩罚措施三个方面响应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号召,形成了共性规律。中国有关不循规旅客处罚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健全,特别是针对不循规行为构成的清单式列举,但在管辖权和惩罚措施方面还需完善,以便应对《东京公约》的现代化进程和要求,有效处罚不循规旅客,维护航空安全。     

论非法干扰与航空安全责任界定

非法干扰可以是自然力量 ,也可以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危害民用航空运输安全的行为 ,但是从民用航空运输处罚的角度来看 ,对于自然因素导致的非法干扰行为只能积极预防 ,能够给予处罚的只能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行为。因此 ,法律意义上的非法干扰就是指发生于飞行中的航空器内人为因素导致的危及航空运输安全的、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 9 11事件发生以后 ,各国都加强了航空安全措施 ,我国也于2 0 0 2年决定组建空中人民警察 ,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界定航空安全责任便是我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比较法视野下的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研究

黑名单范围是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东京公约》《保安手册》等国际立法，还是美、加等域外国家立法，抑或是国外航空公司内部规范，都没有直接明确规定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而是从“拒绝运输”（拒载）的角度对“潜在威胁的人”的强制措施作了相关规定。我国《刑法》《治安处罚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以及《飞行安全保卫规则》都从维护公共安全角度对旅客不轨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法律效力层次和内容侧重点不同。《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和“385号文”是我国目前关于民航旅客黑名单最直接的法律规范，但二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应当从法治建设高度创新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统一规范民航旅客黑名单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不文明行为不宜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应以危害民航安全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并以类型化方式对民航旅客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论国际航空保安法制的新发展——评2010年《北京公约》及《北京议定书》

2010年国际保安公约外交大会最终通过产生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两项文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加强完善了现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加大了打击恐怖行为的力度并增进了国际反恐合作。对于其中存在的管辖权冲突及修改年限等问题应当设立相应条款加以解决。     

论国际空难损害赔偿的国家责任

国际空难损害赔偿国家责任的存在具有正当性,禁止对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原则是基本要求,主权责任理论是国家责任承担的理论基础。马航MH17航班空难中,国际不法行为和损害后果在国家责任要件中是不容争议和辨驳的。国际空难可归因于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可包括一国武装力量的不当行为、一国国家航空器不当操作与他国民用航空器的相撞行为、一国不法分子对他国民用航空器的非法干扰行为、一国机关或个人的错误或失误行为、武装叛乱行为等,其中为武力袭击民航客机者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也具有一定条件下的可归责性。过错要件对于国际空难损害赔偿国家责任的方式和程度有重要影响。在不承认武装叛乱组织的国际法地位的前提下,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对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落至少存在过失责任。国际空难损害赔偿国家责任虽有实现障碍,但依然有政治解决、国际诉讼和协商谈判的路径可寻。     

《北京公约》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

《北京公约》将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运输危险物质等针对民航的非法干扰行为确定为犯罪，补充了三项管辖权，吸收了其他联合国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实现了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同时，在确立新的罪名、融合规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规定、妥善处理公约关系方面推动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且即将对中国生效。该公约的获批，对进一步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和维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问题研究

随着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在航空器上不循规旅客案件数量也呈现激增趋势. 仅仅依照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已远远不能实现对该类案件的有效规制:因其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过窄,导致很多案件出现"管辖空白"的情况. 国际民航组织2014年通过《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东京公约》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对管辖权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在原有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基础上增加了航空器降落地国和航空器经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规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京公约》管辖权规定的不足. 在系统梳理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规则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探讨现有规则的积极意义及不足之处,建议中国相关规定亦需要进行修改.     

沃伦法院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中（1886-1966年）,沃伦法院的贡献就在于将其从规则的“蛹”蜕变成了制度的“蝶”.因为在沃伦首席大法官的带领下,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陆续将作为救济措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联邦宪法第4、第5、第6修正案,并借助第14修正案推及各州,最终实现了以下目标：一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联邦司法体系扩大至州系统;二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则对象从仅针对非法搜查、扣押行为延伸至所有违宪的强制性执法行为.     

基于生命周期的民航运输产业竞争力演化研究

民航运输产业是现代社会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产业竞争力的强化,是我国民航运输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实现民航强国宏伟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首先对促进民航运输产业竞争力演化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对民航运输产业竞争力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对民航运输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最后,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提出了民航运输产业竞争     

航空公司之间的代码共享及其对民航业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国际民航业进入新的结构创新时期,许多国家的航空公司之间试图通过国际联盟行为,建立国际民航战略联盟,绕过国际服务法典,扩大自己的服务经营范围.这种以代码共享为主要方式的国际联盟行为既促进了民航业的发展,又对民航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随着国际民航业自由化、联盟化的发展,以及我国民航市场的逐步放开,我国航空公司和外航之间的代码共享将越来越多,有关民航企业的国际联盟行为及其产生的问题研究也显得非常必要.     

国际产业转移下我国民航制造业的发展研究

民航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广度和深度正在加速拓展。应利用民航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契机,使中国民航制造业不断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吸收外溢技术,促进自主技术创新,改善产业布局,形成民航制造产业集群,逐步占据民航制造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提升中国民航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航空运输业的自由化:动因、趋势、对策

世界航空运输业自由化的新发展主要表现为管理的自由化和产业的自由化 ,自由化的网络经济基础和政府管制理论的演变是其发展的动因。未来的航空运输业自由化将影响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重组。我国民航可以从政府管制和企业重组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     

我国航空租赁业发展策略

金融界和实业界都认为航空租赁业发展到了一个历史关头,航空租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满足民航运输业的跨越式发展的融资需求,并且改善民用航空制造业振兴的市场环境。我国发展航空租赁业的制度瓶颈主要包括法律与交易规则缺失、会计准则和税收条款不清晰、行业监管与市场准入复杂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采取加快立法与经营规则制定、以开放促发展,形成飞机租赁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租赁金融工具创新与发展、发展租赁信用与保险工具等。     

中国民用航空器物权登记制度:成就、问题与完善

民用航空器物权登记制度是便利民用航空领域财产交易的基本保障，对于普遍倚重融资支持的航空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民用航空器物权登记制度，为中国企业引进民用航空器的融资交易提供了国内法上的保证。但该制度在10几年的运行中也逐渐暴露出几个突出问题，如难以涵盖当今航空领域的财产交易实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规定难以衔接等。为民航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对现有的民用航空器物权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其中，最紧迫的两个举措是:扩充可登记航空器物权的范围和扩充物权客体的范围。     

中国民航行业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研究

民航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民航管理体制,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在新的体制格局下,民航行业政府主管部门不再代行企业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主要承担行业管理职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做到对企业、市场的有效监管、权威监管,是对民航政府行业管理的一个挑战。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有效行使政府的监管职责,保证生产安全、市场规范,成为民航体制改革后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中,民航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任务。     

航空运输业的产业特征与管制改革

运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概念对航空运输业的产业特征进行分析,从市场容量扩张、需求增长等角度揭示该产业由垄断性到竞争性的动态演变规律,指出由此引发的政府管制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和放松管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这一理论分析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民航运输业管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