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宪法序言: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八二宪法有着长篇幅的序言,这给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带来了理论困难,也给以人权规范为核心的规范宪法学带来了体系整合与价值协调的难题。如何认知和处理宪法序言的效力及其与宪法正文的关系,成为一个严格的中国宪法科学问题。在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与中国宪法语境下,宪法序言的主要功能是对体制的合法性论证,既包含历史合法性维度,也包含政治原则的规范维度,包含了规定并塑造中国宪法权力结构与权利体系的"根本法"规范,充当了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宪法序言对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宪法序言构成了理解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模式与原则论证理路的精准与合目的之解释,有利于真正建立中国的宪法科学理论。     

宪法本体性:政治性、规范性抑或解释性?

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围绕中国宪法的本体之政治性、规范性抑或解释性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在某些领域还展开了一些争论,尤其是以高全喜、陈端洪和翟小波为代表的政治宪法派与以林来梵为代表的规范宪法派进行了诸多很     

我国宪法文本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嬗变及内在逻辑——以五次宪法修正案为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注重将“中国式现代化”适时引入宪法文本,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其重要地位。宪法文本载明的宪法规范是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规范,既体现国家意志,又对其他法律起到示范作用。自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以来,一共进行过五次修改,形成了五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每个宪法修正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均有所调整,主要体现在内涵扩充、逻辑调整、语词增删、领域增加等方面,这种表述嬗变深刻体现了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直接表述修改和间接表述修改的统一、宪法规范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蕴含了社会主义宪法是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的好宪法的理论逻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向同行的实践逻辑。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文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进行调整,既有助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也有助于保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试论宪法保障体制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我国现行宪法自颁布以来经过三次修改 ,已成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实现宪法的社会实践效果 ,其核心是完善宪法保障制度。针对目前宪法保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只有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宪法保障体制 ,才能真正落实宪法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法的作用。     

“宪法是公法”范式的理论构建

"宪法是公法"的经典表述为宪法是控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根本法,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是"宪法是公法"范式的价值基础;"公法与私法"二元划分是该范式的制度架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峙是该范式的认知模式。"宪法是公法"已成为两大法系根深蒂固的宪法理论基石。     

影响宪法权威的因素和实现宪法权威的途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我国现行宪法总的来说实施得比较好,但还是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特别在树立宪法权威方面主要存在政策影响宪法的权威及法律抑制宪法的权威等现象.主要是由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太淡、宪法司法适用机制欠缺、宪法本身的不完善、宪法监督机制不力等原因造成的.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主要依靠完善现行宪法及其有关的法律、严格依宪办事、加强宪法的监督、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等途径.     

论宪法机构的制度功能

从维护宪法权威、充分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制度功能角度出发,对传统宪法学所采用的"国家机构"一词在履行宪法制度功能上存在的制度缺陷作了较为详细的理论分析,指出只有使用宪法机构概念才能很好地解释宪法文本中所出现的各类履行公共权力职能的机构的性质,才能有利于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强化对各类依据宪法履行职权职责的机构的制度约束。对现行宪法文本所确立的各类宪法机构进行了种类划分,并指出不同宪法机构的制度功能。与此同时,结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所设立的党政混合的机构的性质和功能,指出可以运用宪法机构的制度功能来表述这些党政混合的机构的宪法性质,从而把这些机构有效地纳入宪法的合宪性控制之下。以监察委员会的宪法性质为例,详细地探讨了监察委员会作为现行宪法文本明确规定的国家机构其制度功能上存在着需要运用宪法机构概念进行表述才能加以弥补的价值缺陷,进而指出在宪法学理论上引进宪法机构的概念,可以有效地推动宪法实施,充分发挥各类机构在履行宪法职权职责方面的重要作用。     

宪法的逻辑分类与宪法发展中的释宪与修宪之争

在中国宪法的发展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一种释宪主义的发展观,主张采用微观的、渐进的宪法解释模式来弥补宪法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但是,从对宪法的实质意义上的分类以及对中国宪法的现实定位来看,现行宪法还不具有进行宪法解释的充足条件,因而单纯的宪法解释的发展进路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来说可能意义甚微。     

宪法权威的生成之道:宪法解释

在中国,宪法更多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被阐释的,许多与宪法相关的问题往往要从宪法之外去寻找宏大的理论话语。然而,这种方式会销蚀宪法的至上权威。因此,欲建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就必须从宪法解释入手,通过以宪法文本为根据的宪法解释解决宪法的相关问题,这才是宪法权威的真正生成之道。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     

政治宪法留下了什么？

英国的政治宪法学应当从关于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之间已显过时的对比中继续前进。将联合王国宪法作为焦点,分析作为政治与法律混合体系的当代宪治秩序,发现这样一种混合体系无论是相对于政治宪法模式还是相对于法律宪法模式,都可能是一种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体系。     

我国法院实施宪法的角色定位及作用方式

依宪治国要求法院在宪法框架下运作,不能将宪法排斥在司法审判之外。法院不能取代人大行使违宪审查权,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适用宪法,但必须遵守宪法,按照法定方式援引宪法审判案件。依据宪法第126条,法院在审判中要适用"合宪的法律",因此法院在司法审判中负有职权以保证所适用的法律合宪,必要时法院要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对涉嫌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应依据法定程序提起违宪审查;法院还可以援引宪法进行说理;但法院无权在法律缺位时直接援引宪法审判案件。     

宪法环境权的规范解释

当前对"环境权入宪"的研究存在着"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立场,有必要对宪法环境权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从法律解释的视角出发,可对宪法环境权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在规范模式上,宪法环境权并非主体对客体加以绝对支配的权利,而是主体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在规范属性上,宪法环境权表现为一种兼具规则和原则性质的"规则——原则模型";在规范构造上,宪法环境权包括权利主体、权利相对人、权利客体三方面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借助"公权利/私权利"的分析框架,对环境权在规范意义上的不同面向展开分析,可初步得到环境权的规范体系。     

论人权入宪--关于新宪法的思考

宪法修正案把完善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的坚定立场和崇高职责的最高层次的宣示与承诺,举世瞩目,被喻为中国人权发展的里程碑和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国"五四"宪法颁布五十周年之际,学习新宪法,深刻理解人权入宪的意义,从中可以体会到人权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孙科宪法思想评析

孙科领导了“五五”宪草的拟定,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其宪法思想。这些宪法思想是他在继承孙中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其政治实践和中国实际情况的产物。孙科的宪法思想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基础,以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以致力于地方自治能力的提高为制度建设根本的思想体系。重视宪法的经济性是孙科宪法思想的重要特征。     

美国宪法解释的新转向 ——非原旨主义方法探究

在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中,原旨主义和非原旨主义是相互对应的解释方法.在美国宪法发展的初期,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受到了大法官和学者的推崇,成为主要的宪法解释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忽略了社会变迁的现实而逐渐失去了主流的地位.相应地,关注于公民权利保护的非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尊重个人权利的宪法条款需要在社会的发展中回应不断发展的权利需求,这是非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     

我国宪法应明确保障公民隐私权

只有间接而无直接规定,这是我国宪法对公民隐私权保障不足。私文化匮乏、泛政治化倾向及科学技术落后是导致这种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是克服部门法对隐私权保障不力、平衡权力与权利冲突及承担隐私权保护国际义务的需要。人权保障入宪、隐私权理论研究取得成果、他国已有的成文先例为我国宪法明确保障公民隐私权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