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传奇与《雷峰宝卷》

作为宗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雷峰宝卷》与文人作品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比较，展示出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如何造就着不同的审美价值。方本传奇的情节是性格化的，而《宝卷》则呈现一种天数其表、伦理其实的状态。方本传奇的人物按生活现实化了，《宝卷》则按伦理标准理想化了。方本传奇带着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对人的欲望加以肯定，而《宝卷》则以儒佛结合来规定现世生活的进程，同时也突出了这“和谐”格局中的冲突。     

从历史到小说——论马自祥《阿干歌》的想象化历史抒写

本文主要从作家创作<阿干歌>的触发点切入,首先分析了小说文白杂陈语言特征之后游移古今的叙事视点,进而指出作家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分寸力度,最后探析了太子爱情传奇作为"最后一个"的故事模式所产生的艺术想象空间和文学魅力,打通了从历史纪实到小说虚构的路径.     

论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家族传奇书写——以凌叔华《古韵》与虹影《饥饿的女儿》为例

从凌叔华的《古韵》、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跨越了20世纪从三四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海外华人女性作家创造的家族传奇在东西方经久不衰,西方人借此看陌生神秘的东方世界,东方人借此回顾历史和文化。这两位作家的自传体小说所呈现的家庭状态、异国情调以及书写技巧,既来源于自身独特的经历,也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望所创造的"中国想象"。两者的写作探讨了海外华人女作家写作家族传奇的规律,以及随着时代的演进,隐含在文本中的文化心态和文学传播技巧的差异。     

传奇的乡野——论甘耀明的小说《杀鬼》

甘耀明于2009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杀鬼》成为台湾文坛关注的焦点,《杀鬼》书写的是台湾的乡野传奇,延续了短篇小说集《神秘列车》和《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的乡土题材创作。甘耀明擅长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历史、现实和乡野传奇结合在一起。他以黑色幽默的笔法解构了沉痛庄严的历史,语言优雅纯朴,营造出轻松活泼的故事氛围,表现出新乡土作家对台湾历史的重新思考。     

文言传奇集的编纂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

唐代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它的出现不仅引领了文人有意创作小说的潮流,还开创了“传奇体”这一种小说体裁,为后世特别是为明清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借鉴和广阔的创作思路导引。明代《六十家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集在编创上皆受到唐传奇及其变体的影响,并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实现了较大的超越;而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对唐传奇的直接沿承。“传奇体”的确立与发展,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经典之作的产生并走向经典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小说体裁的传承与变革,充分反映了“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过程,有着丰富而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一部将“死城”复活的小说——爱德华·鲍沃尔·李敦《庞贝城的末日》

英国作家爱德华·鲍沃尔·李敦的历史传奇小说《庞贝城的末日》，描绘了罗马鼎盛时期的庞贝城，通过城市物质空间及在这一空间中活动着的高贵的和卑贱的生命的故事，复活了一座埋葬了1700多年的古城，向现代人展现了这座城市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以及它所遭遇的一场巨大而可怕的灾难。     

《玉合记》研究简

《玉合记》源自唐传奇《柳氏传》中的韩柳故事,是明代中晚期传奇“文词派”作家梅鼎祚的代表作品。《玉合记》的问世具有非凡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精神,从中可以看出,明代理学思想盛行,对女性“贞节观”的高度重视;明代传奇文学创作中叙事艺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顺应时代潮流加入传奇创作的深层原因。     

"两棵树"意象的置换变形--《致橡树》原型寻踪

《致橡树》隐含着"两棵树"的原型意象结构。这一意象结构在中国生成于《诗经》、《孔雀东南飞》与《韩凭妻》等文本中,在西方出现于《圣经》以及斯宾塞、布莱克等人的诗歌中,象征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并含有"死亡———复活"意蕴;现代作家沈尹默的《月夜》与鲁迅的《秋夜》则赋予其个性独立的观念。舒婷在《致橡树》中最终完成了这一意象结构的置换变形:在意象构成上,用"木棉"与"橡树"置换原来较为模糊的"两棵树",使意象更为具体而富有张力;在象征蕴涵上,舍弃了原有的"死亡———复活"蕴涵,进而综合了中西文本中的爱情蕴涵与中国现代文本中的个性独立观念,并赋予其鲜明的女性意识。     

《玉合记》研究

《玉合记》源自唐传奇《柳氏传》中的韩柳故事,是明代中晚期传奇"文词派"作家梅鼎祚的代表作品。《玉合记》的问世具有非凡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精神,从中可以看出,明代理学思想盛行,对女性"贞节观"的高度重视;明代传奇文学创作中叙事艺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顺应时代潮流加入传奇创作的深层原因。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历史剧题材的审美特性

历史剧的题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戏剧性是它的主要审美特点。这首先表现在时代矛盾的聚焦性,戏剧性的历史时代、转折的历史时期其特点是矛盾的多重性与聚焦性,往往是国家民族或群体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一共性特点是历史剧作家在题材选择时不谋而合的艺术追求;其次是事件冲突的激变性,即历史事件能够构成对历史人物的严峻考验,并能引起人物关系的迅速变化。历史剧的题材是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而且还具有非世俗性的特点。但是,为使历史剧适于观众的欣赏水平,历史剧的题材还必须具有通俗性,因而,它是非世俗性与通俗性的统一。     

南宋巴蜀散文(上)

南宋巴蜀散文作家林立 ,著述颇丰 ,体裁上以奏疏政论为主体 ,内容上以忧国忧民、救亡图存为旨归 ,文风通俗质朴 ,犀利简明 ,沉郁悲愤。字里行间 ,忧心如焚 ,忠心可鉴 ,全面展现了四川乃至全国军民抗击强虏的英雄史、腐败朝廷苟且偷安的衰亡史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广大军民的民族魂、爱国心和亡国痛     

南宋巴蜀散文(下)

南宋巴蜀散文作家林立 ,著述颇丰 ,体裁上以奏疏政论为主体 ,内容上以忧国忧民、救亡图存为旨归 ,文风通俗质朴 ,犀利简明 ,沉郁悲愤。字里行间 ,忧心如焚 ,忠心可鉴 ,全面展现了四川乃至全国军民抗击强虏的英雄史、腐败朝廷苟且偷安的衰亡史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广大军民的民族魂、爱国心和亡国痛。     

论南宋台州地域文化传统的重建

 从东晋至北宋,台州一直以“仙源佛窟”著称,地域文化主流是佛道二教。台州山水成为文学家笔下常见的题材,神仙人物、灵异古迹、紫烟青藤、寺庙宫观、奇峰异岭,往往是唐宋士人“天台想象”的核心。自北宋中后期起,儒学（主要是胡瑗春秋学）开始在台州传播;南渡后,大批北方士大夫流寓台州,他们在此地兴学校、建乡祠、整理乡邦文献、与当地学者切磋学术,诗歌唱和,将儒学（主要是二程理学）带到台州。由此,台州地域文化由“仙佛之国”向“海滨邹鲁”转变。
      

再论建安文学与唐诗宋词繁荣的共性原因

将建安文学、唐诗和宋词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察并探究构成其繁荣的共性原因是非常必要的.此种共性原因主要有三即作家人生观的情感化倾向、作家群落主体的官僚化倾向和特定文学体裁的模式化倾向.通过对这些共性原因的描述和说明,可以揭示出一定的有关文学和文学思想发展方面的理论问题.     

杨万里的文学创作论

杨万里十分重视作家的创作动机 ,注重研究作家的兴趣和创作欲望。他既重视现实生活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也特别强调作家对生活的选择、提炼、创造和独特感悟。同时 ,他还认真指出了文章结构的重要性 ,提倡诗味说 ,推崇凝炼概括、内涵丰富、言简意深的诗歌。缘于此 ,杨万里大力称道晚唐诗。认真研究杨万里的创作论 ,对深入研究杨万里的诗歌创作 ,对全面研究宋代文学批评史都是很有益处的     

从《国朝三家文钞》之编选看清初文风之转变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因宋荦与许汝霖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三大家的古文标举唐宋,主张革除晚明文章流弊,开创一代新风,这与编选者宋荦的审美理想相合。但宋荦编选三家之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上呈御览,以歌颂康熙数十年“隆文治”之功劳。因此他剔除了三家文中有关社会政治等在其看来不够温柔敦厚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人对“醇雅”这一特定文风的认同与追求,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三家之文态度的变化,导致了三大家地位的此消彼长。从三大家地位的前后对比中,我们可以寻觅清初文风转变的某些端倪。     

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具有热烈、专注、懵懂与肤浅的特点,这是由"说话"的表演方式、市民的需要及其话本小说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决定的.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宋代商税法律制度及历史借鉴

宋代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商税法律制度。宋代商税法律制度在商税的征收机构建立、相关立法、禁止非法增收商税、重惩商人偷税漏税、临时的特定减免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宋代财税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朝的统治者注意把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颇值得我们现代的税收制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