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说《杂卦传》

历来说《易》的儒生都不重视《杂卦传》。《汉书·艺文志》叙《易》:“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孔颖达在《说卦》标题下注:“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文言》第九,《说卦》第十”,都不提到《杂卦》;即使一一计算“十翼”,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第六,论夫子‘十翼’》:“一家数‘十翼’:……《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亦依之”,也把《杂卦传》附在“十翼”之末,占一个卑微的地位。 《杂卦传》是“十翼”中最短的一篇。它的形式在“十翼”中有这些特点:第一,它是一个口诀式的短篇;通篇用韵,而且换韵频数(共十九个韵),而音节和谐。第二,     

《诗经·无羊》新解

《诗经·小雅·无羊》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独题解悉本《诗序》“宣王考牧”说.郑玄《笺》云:“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废,宣王始兴而复之,至此而成,谓复先王牛羊之数.”朱熹《传》曰:“此诗言牧事有成,而牛羊众多也.”虽未确指,然亦暗示歌咏对象还是统治阶级人物.近人或袭郑说,或沿朱说,几乎无例外.诸家的题解对《诗序》说皆有根本性的保留:认为此诗是歌咏奴隶主(或言宣王、领主)“牛羊蕃盛”的.笔者认为《诗序》说大可怀疑,     

《隰有苌楚》试解

《诗经》桧风中《隰有苌楚》一诗,本来是一首男女对唱、热情洋溢的恋歌,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误解,说它是一首情调低沉的政治疾刺诗。《毛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主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汉郑玄从诗序而笺释序义,未表异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更引申《诗序》谓:“作《隰有苌楚》诗者,主疾恣也。桧国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极其情欲而不为君人之度,故思乐见无情欲者。”(《诗     

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

《诗经》自其结集成书以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毛、郑之学始,《诗》遂有所谓“正经”和“变风”、“变雅”之分。《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谱序》说:“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     

“用事”论

“用事”,又叫“用典”。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文心雕龙·事类》)据此可知,用事(用典),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王勃倾吐“怀才不遇”的牢骚,却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滕王阁序》),就含蓄多了。萧统提出自己的诗学观点,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文选序》),第一句和后面一联对偶的上半联引自《毛诗序》,下半联引自《礼记·乐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就不证自明了。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象征型兴象与解《诗》的分歧

历史上对于“三百篇”诗义的阐发从来就聚讼纷纭,直到今天,对于某些篇章的解释也仍然是莫衷一是。“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自然,不少分歧是由封建诗教穿凿附会的说诗而造成的。例如《周南·关睢》明明是一首新婚的赞歌,《诗序》却说:“《关睢》,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召南·驺虞》明明是一首狩猎的赞歌,《诗序》却说:“《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视作诗之“根”。迨至明、清,诗话、诗论之作诸家纷起,蔚为大观,不少著作都不乏独到的见解,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旄丘》《简兮》试解

《诗经·邶风》中的《旄丘》和《简兮》是前后相临的两篇诗,虽然古今有多种解释,但我们感到都与诗意不符。我们怀疑这两篇《诗序》前后倒置,即《旄丘》应按“刺不用贤也”解;《简兮》应按“责卫伯也”解。试之两篇皆通。不妨分篇逐章试题于后。《旄丘》,《诗序》说:“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修方伯莲率之     

“昭然若揭”辨误

甘肃师大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第838页释“昭然若揭”如下: 昭然:明白的样子;揭:担。《庄子·达生》:“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形容真相毕露,所有一切都已显现了出来。清·吴棠《杜诗镜铨》序:“读诗者,息众说之纷挐,仰光焰之万丈,而杜公真切深厚之旨,益昭然揭焉”。(辨误)“揭”不能解作“揭开”。     

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

1 萧统《陶渊明集序》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盖陶渊明之文学因萧统而显,其《闲情赋》遂亦因萧氏而成为一段争论不休的公案。反对萧氏此说的先有苏轼,其态度极其强烈,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辨正

姚铉《唐文粹》未收录王勃《滕王阁序》，历来不解其意。宋人认为是因为“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有重复之病，而南宋叶大庆以为其中“时维九月”句之“月”为“日”之误，与“三秋”并不重复。但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中则写作武周新字“■”，为“月”字之有力佐证，且《新唐书》以前，史籍并无记载王勃作序的具体时日，“月”字无误。至于“三秋”，今人大都解作“九月”，但考之唐前诗文，“三秋”并无此用例。蒋清翊注引梁元帝《纂要》，以为“三秋”乃秋之别称，当从。因而可以断定“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并无前人所说的“重复之病”。《唐文粹》不收《滕王阁序》，主要与不选骈文有关。     

试论曾巩的目录序

曾巩一生给我们留下的11篇目录序,是他散文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书序三大家中,欧阳修以诗文序见长,王安石以经义序著称,曾巩则是以他的目录序受到世人的推重。清人方苞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战国策目录序》)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     

关于《文选》编目次第的“失序”问题——《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一

《文选》并非仓促成书。《文选》本身的确存在“失序”问题,然这是一种似失而非失的正常的现象,它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古今的书文中。因此,据此以考察《文选》是否仓促成书或是否出众人之手,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况且,《文选》完成时,萧统仍说“居多暇日”。它只是表明:萧统在编撰是书的具体实践中,只是注意不让作家朝代倒置,而对同一时期的作家之序次则不像其在《序》中说的那么严格:实践与理论,存在着差距。     

略谈孔子论“政”

孔子论“政”之辞,主要见于《论语》。关于《论语》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引汉人刘向的话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尽管历来治《论语》者对《论语》     

关于《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笺疏》的说明

郭璞是晋时南渡之际的重要文学家、学者、诗人。关于他的诗作,钟嵘《诗品序》称其“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诗品》卷中又说他:“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按指李充《翰林论》)以为诗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而郭璞诗作的代表,当首推《游仙诗》。     

《诗经》互文略论

互文是《诗经》中常见的一种修词手法。我们求之古籍训释,发现《诗经》中的互文可分两种类型: 第一类: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同时说两件事,一件只说相关的一面,而被省略的另一面靠互相补充说明而得知,如: 《周南·关雎》:二章:“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三章:“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言琴瑟钟鼓友乐之。 《召南·采蘩》:首章:“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二章:“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传:“之事,祭事也。”疏:“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于宗庙,故下云宫,互见其义也。” 《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 疏:“此二句互文而同兴。葛言生则蔹亦生,蔹言蔓则葛亦蔓;葛言蒙则蔹亦蒙,蔹言于野则葛亦当言于野。言葛生于此延蔓而蒙于楚木,蔹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野中。”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