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被普遍运用的推理类型。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推理本身的一种称呼。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在秦汉时期,推类的方法仍然被思想家们广泛采用并深入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思辨性与实践性双重特征,既关注抽象的逻辑思维规律,也注重具体的政治伦理原则。《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衡》中关于推类及推类原则的思考和探讨,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进而从思维方式和推理类型本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具有重要作用。     

“推类”问题散论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推类"问题是关乎中国传统逻辑的性质、特征、风貌的重要问题,很多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问题是从这个问题分蘖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本文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原著以及前贤关于"推类"的研究基础上对"推类"做了重新界定,进一步丰富了"推类"的实际表现形式,特别是提出了与"推类"密切相关的概念——"关联性",对"推类"的内在推理机制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与因明三支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研究。     

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儒家诚信思想解读

逻辑对文化有重要影响。逻辑是分析和诠释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文化现象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逻辑自然也应是理解和诠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途径和依据之一。发生并发展于先秦的中国逻辑有自己的传统 ,其主导的推理类型是推类。儒家 (主要是孔、孟 )诚、信思想得以提出、确立并在实践中加以推行 ,所依据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其实质是据类而推的推类     

刘徽对"推类"成分的论述

推类是以墨家逻辑为主体的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构成"推类"的主要成分是"名"、"辞"、"理"、"类",刘徽<九章算术注>对这些推类成分有深入的论述.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传统推类思想对严复《天演论》思维方法的影响

推类是一种以同异比较为基础,以类事理相同或相似为依据,以意象性思维为途径,以求真求善为目的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条生命线.严复为救亡图存所译注的《天演论》以“人治天行,同为天演”为前提,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化之公理,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似性为根基,倡导“体合争存,善群保种”的救亡路径,广泛应用了这一思维方法.论文对推类思想的分析和反思,对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再探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

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包括类层次论和类属性说两个方面。就类属性说而言,冯友兰对属性的内涵规定、属性与个体和类的关系、属性的不同种类（主要性质和不主要性质,正性、辅性和无干性,义理的性、气质的性和气质或气禀）、属性的善或恶及其与情、势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其中虽有不当之处,但也多有精华内容。深入研究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及其逻辑分析法,具有哲学和逻辑学的双重意义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先秦逻辑史上“类”概念发展浅探

本文主要阐述了先秦逻辑史上名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关于“类”概念的思想及其发展脉络,分析了中国先秦逻辑史上“类”概念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墨家“推”、“效”与亚氏归谬法、演绎法的比较

通过对墨家和亚氏所讨论的重要推理类型"推"与归谬法、"效"与演绎法的比较显明,二者既有同又有异,体现了古代中西方逻辑的相同本质和不同特点及其对后世思维偏向的影响."推"与归谬法之同在于都设定了对矛盾律的运用,都能由此推出谬论;它们之异体现在理论深度、推理步骤的明晰度、推论依据和应用范围的不同."效"与演绎法之同在于都体现了演绎推理的性质;它们之异则表现在其特征、具有论式和作用的差异方面.     

类比法律推理的性质与难题

运用类比来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学习和适用的核心。类比法律推理与作为法律续造之法的类推制度、类推解释并不处于同一对话语境。类比法律推理是一种法律发现方法。类比法律推理的难题在于如何确立比较的基点并从中发现具有规范意义的比较点,然后再以实质性和相关性为基础判断这些比较点的重要程度。在比较、判断的过程中,类比法律推理应该回应刑法规范的要求。     

中国“类比”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

文章根据中国逻辑史的发展线索,系统梳理了中国＂类比＂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先秦时期为类比研究的热潮期;秦汉魏晋六朝时期为类比研究的退潮期;唐宋至明清时期为类比研究的低潮期;近代为类比研究的理论探索期;现当代为类比研究的理论建构期。     

试论汉初的教育思想

汉初教育思想是丰富的,思想家们在教育的作用、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君主教育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汉初思想家不懈的努力,使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使政权长治久安就不能专任刑罚,必须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从而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化教育发展的措施.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再论中国绘画价值观的演变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绘画价值观追求的是认识功能和伦理教育,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画论价值观转向审美。关于这一转变的原因,以往论者都集中在社会风气和思潮变化的讨论上,但是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画论提出者由以往的思想家、哲学家、统治阶级而转换为艺术家本人。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论先秦杂家的存在问题

虽然在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杂家"学无所主"、"调和"、"折衷"百家之学,杂家不成其为一个学派,甚至将其归属于黄老道家。但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先秦杂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和构筑思想体系的思维模式,先秦杂家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而且,先秦杂家和汉初诸子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五灯会元》中“相似”比拟句式

文章穷尽性考察描写了南宋时期禅宗语录《五灯会元》中＂相似＂比拟句式的使用情况,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各类比拟句式的来源、演变,并从共时的角度揭示其在《五灯会元》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