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问题与重构

林事纠纷包括林权纠纷和森林资源保护纠纷。林事纠纷的特点决定其司法救济应当有特殊的制度安排。目前我国林事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林事纠纷的公正有效解决。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重构的方向是司法专门化,建立不同于森林法院、林业审判庭的环境法院,以应对林事纠纷对于程序的特殊要求,减轻普通法院的工作压力,满足特殊价值保护的需要。新型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基本内容体现为：组织结构的相互配合,管辖范围的一体化,程序机制的一体化和政策形成机能的发挥。     

民国时期农村教育及其经费问题

为研究民国时期农村教育发展情况及其经费来源,结合时人对于教育问题的调查与探讨,对农村教育危机、农村学校师资配备以及农村教育落后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剖析。分析认为,民国时期的教育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教育经费匮乏;教育经费不足显然与外来侵略、政局不稳、军阀林立、乡绅盘剥和农民赤贫化以及自然灾害频仍等因素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农村教育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民国农业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研究

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农业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现代农业科技普遍传入并应用,中国农业历史出现新特点。文章主要阐述了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与利用,各地相关农业遗产调查与现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遗产继承与谱系,以及当前亟需开展的民国时期老专家声像档案保存工程等内容。籍此重新定义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继承与开发路径。     

民国时期河南私塾改良及其影响

私塾改良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重点,河南当局顺应形势发展对私塾进行改良,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和章程。民国时期的河南私塾改良是在各方力量角逐下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整合,弥补新式学校的不足,通过改良与新式教育接轨,对当时河南初等教育作了辅助和补充。文章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河南当局设立改良私塾的推行机构,对塾师的改造与培训,改进教学内容与教研方法等举措,进而分析其对近代河南教育的双重影响。民国时期河南私塾改良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关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中国货币金融政策问题、统制对外贸易与国营问题等视角研究了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然而,已有研究零散且不系统,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关问题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民国时期的月份牌广告画——从消费主义到中国现代性想象

以民国时期的月份牌广告画为研究对象,对月份牌广告画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并从其内容嬗变、画中人物与商品的关系和推销理念等角度进行探讨,发现民国时期月份牌广告画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展现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社会东西方文化冲突、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及多种价值观并行的状貌.它不仅推销了一种现代消费主义理念,而且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关于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图景.     

略论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

民国时期各大学普遍重视出版活动,把出版工作视为培养人才、改进教学、提升学术水平的重要一环。在制度设计层面上,设立了大学出版委员会,从宏观上指导和管理出版工作。在机构设置层面,设立了大学出版部(组或社),负责具体的出版事务,并接受出版委员会的指导和管理。在出版物刊行层面,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物包括图书、期刊和报纸。民国时期大学出版的最突出贡献还在报刊,尤其是期刊方面,出现了一批高水准的学术刊物。以史为鉴,学术自主、自由的宽松文化环境,无论对大学还是大学出版界都是十分重要的。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

民国时期灾荒频发 ,为救济灾荒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传统荒政基础上 ,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 ,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 ,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 ,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 ,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颠踣的情事与民国历史相伴随     

论民国时期文言碑志的“新境界”

民国时期存在数量庞大、风格多样的旧体文学作品，学界早前对此缺乏足够关注。文言碑志是民国时期旧体文学重要板块之一。该时期的文言碑志在社会剧变刺激下，题材出现了显著的扩容。文言碑志非常注重宣扬革命和国族观念，并增加了“新民”和惩警等新功能，开辟了碑志发展的“新境界”。民国时期文言碑志是中国文学史、碑志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上与时俱进，非常注重古典形式与现代精神的融合，为当代碑志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借鉴，对民国时期文言碑志的研究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反映了中国传统文类不断改变以适应新的时代、新文化的需要。     

清末川边藏区的林事活动

为挽救西藏地方的危局，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用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实施“倚康治藏”方略。数年间，赵尔丰等人在川边辖境做了许多抗英、拒俄、实边、固藏的工作，深受学界好评。本文专论川边藏区鲜为人知的林事活动，如森林保护、植树造林、漆液采割、纸张生产以及边茶贸易、药材经营等，并指出其在实边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特色

本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近代佛教的僧团制度、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等新内容与时代特色、近代佛教所面临的新旧之争、僧俗之争等问题以及佛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通过对近代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时代特色,可以更好地厘清中国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     

民国时期铁路乘客的旅行生活及其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铁路旅客的乘车环境与旅行生活.较为舒适的车厢环境与便捷通畅的旅行生活很快便形成了民国时期较大规模的观光之旅、考察之旅、文化之旅、科考之旅等旅客群体.但是在民国时期的特定环境下,旅客也必须得面对一些复杂的局面.与此同时,铁路作为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种交通工具,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当初社会的一些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述论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私立职业学校发轫于清末新政之后,至民国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办学者教育理念的开放性、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多元化和实用性以及生存基础的脆弱性等基本特点.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对于促进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结合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民国时期的文化产业——剧场观念与剧场演出

民国时期,随着新的学科观念的传入,"戏剧学"在学科建构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剧场演出作为戏剧学中重要的一环,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产业中也大放异彩。受到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戏剧的组织管理与剧场演出,并逐渐形成了民国时期特有的"剧场观念"。这种观念表明研究者认识到剧场演出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为戏剧产业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保障立法

民国时期天灾连年,战乱不断,粮食减产,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连续不断的人口迁移,引发了土匪猖獗、疾病横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有得有失,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的文化娱乐业管控——以山东济南为例

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文化娱乐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民国时期的山东济南,名家辈出,精英荟萃,娱乐场所众多,娱乐活动丰富多样,但同时也存在着从业人员良莠不齐、演出秩序混乱的情况。对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强化了监督管理,如严格审查从业机构的注册、备案以及剧目、唱词等,加强娱乐活动秩序的维护和卫生检查,加强其赋税征收等工作。经多年实践,这种管控逐步完善,并对中国文化娱乐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政府方言政策概述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1912~1949)有关方言史料(社会层面)的梳理,在描写和分析了民国时期政府的方言政策后,对其在中国现代语言规划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评价。     

民国时期放洋考察研究——以公共卫生专家李廷安为例

李廷安是中国“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之一人”,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赴欧洲考察各国公共卫生,认为东欧新兴国家的公共卫生建设值得中国借鉴?每一城市设立卫生局,各区分设卫生事务所,这是“已公认为合式(适)之组织制度”;创建与完善各区卫生事务所的组织架构以及各卫生事务所的工作是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的关键;民国时期放洋考察是地方与国内大事,国内报媒常追踪报道;考察结束后必须向领导与主管部门汇报考察结果;举行演讲,向各界汇报考察见闻?各国先进经验?国内工作如何改进,并鼓励工商界人士与国内名流支持自己的工作;最终形成正式的考察报告,公诸于众?     

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研究综述

对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综述,研究者主要从民国时期儿童教材编撰特点、民国时期教材编审制度、民国时期教材编写人员、民国时期幼稚教育课程等内容展开研究;对当前民国时期儿童教育教材研究成果的总体印象是：民国时期小学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已开展得比较成熟,并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认为民国时期幼稚园教师教育教材研究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民国时代川康“夷”人精英的政治承认诉求研究 ———以岭光电的政治实践为例

通过考察“夷”人精英岭光电在民国时期为追求本族政治承认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探讨在民族识别工作大规模,开展前的民国时期,川康“夷”人为本族在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寻求身份所做出的努力,并借此回应西方学界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批判,指出中国当下多民族共存的格局并非源自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强制建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基础下政府组织与少数民族同胞自觉参与双重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