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地位分层及认同分化

在经由“农业生产”向“非农职业”的“一次分化”之后,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移民正发生着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地位认同的“二次分化”。利用CGSS2013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农村劳动力移民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成为获得较高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声望、权力和收入)的关键机制,而社会资本则不具有显著的经济收入回报。此外,在其主观地位认同的分化过程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移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基本定位,而以“相对剥夺感”为核心的社会体验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客观地位认同偏移的具体方向。相对剥夺体验较强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下偏移”,相对剥夺体验较弱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上偏移”。     

不患贫而患无助: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湖北省城乡居民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两类模型,比较分析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剥夺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抑制作用,社会救助则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比较而言,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感促进效应更为稳健。其具体表现为：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低,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低,相应地,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城郊、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次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低;较之未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社会救助的困难居民更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正所谓,不患贫而患无助。缩小层际差距、促进阶层融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提升社会公平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转型期中国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调查

一、本调研课题的意义相对剥夺是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课题,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机遇与挑战,我们是迎战还是退缩?是创新还是保守?何去何从必须作出选择。中国人犹如在震荡的航船上,正面临着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拉大,破旧思想立新观念等“风浪”的考验。社会体制与社会生活的震荡必然会引起社会心理的震荡,相对剥夺感就在这种震荡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民众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如果处理得当,会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和…     

论第四次浪潮——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经济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惊喜地发现,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这就是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内陆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即所谓“民工潮”现象的出现,这三个阶段被经济理论界分别称为第一、二、三浪潮。那么农村经济发展的下一步重头戏会是什么呢?我们从十六年改革的历史和实践,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理论探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经济与城市     

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 ,我国城市居民的相对剥夺感相当强烈 ,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 ,但人们普遍感到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和相对经济收入下降了。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强烈程度与被访者的个人生活状况和对社会现实的评价有关。社会利益的调整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重要原因     

“民工潮”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民工潮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深化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农民和农村人口的临时性的机械迁移,是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运行引发的一个社会经济现象.从另一种视觉来看,民工潮包含的两个社会流动过程涨潮(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一个下降的社会流动过程,而落潮(民工回乡)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民工潮是增强我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城乡的稳定发展也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对民工潮的疏导是长期性工作,除了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乡镇经济发展,让农业剩余劳动力尽量就近转移外,政府的服务工作和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在回顾和梳理相对贫困内涵和贫困视角转换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CFPS数据分析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贫困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剥夺,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要被剥夺维度是教育、健康和劳动能力,城市则是教育、健康和住房,同时,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市;(2)相对贫困家庭不仅受户主、家庭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结构因素相关;(3)多维剥夺与非多维剥夺以及城乡相对贫困家庭之间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根据贫困剥夺维度和影响因素精准施策,尤其要重点关注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家庭。     

相对剥夺感如何影响员工建言行为

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人格特质等视角,探讨了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契约违背与建言行为关系间的结构模型。通过相对剥夺感量表、建言行为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心理契约违背量表对392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相对剥夺感与建言行为呈负相关关系（r = ? 0.35,p < 0.01）;核心自我评价在相对剥夺感与建言行为间的调节效应显著（β = ? 0.18,p < 0.001）;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效应也显著（总效应c = ? 0.28,p < 0.001,直接效应c′ = ? 0.20,p < 0.01）。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对相对剥夺感与建言行为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心理契约违背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可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论农村阶层利益结构与农村社会稳定关系

农村阶层利益结构的分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阶层利益结构的失调会引起部分农民的相对剥夺感,造成不正当竞争和行为,进而引起社会震荡,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本文在分析农村阶层利益结构特征的基础上,从坚持差别＊格原则,优化社会经济环境,政府调节补偿及管理控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利益结构调整的对策．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研究

旅游地目的地因发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匀普遍存在相对剥夺现象,尤其是受旅游发展影响最为严重的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体验更为强烈,甚至导致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旅游冲突事件,但学界却缺乏对其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应有重视。围绕旅游地居民为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以及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两个主要问题,以磁器口古镇四个社区为例,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进行探讨,结果发现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源于公平理念、社区契约意识及价值预期三个方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建立在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认知状态改变之上,源于人们“实得水平”与“应得水平”的比较差异。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三元世界”获得正当性及损失非法性的失控感和失效感,是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危机应激状态下的心理价值补偿。     

农村地区工业化与人力资本的作用——以河南省回乡创业为例

人力资本对于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至关重要,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从哪里来?近年来"回乡创业"已经成为继"民工潮"之后又一个新现象.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带着在城市工作中获得的资金、技术、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等,回乡创建自己的企业.回乡者带来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或创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地方政府来说,鼓励和支持回乡创业是促进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特征及形成机制——以江西婺源为例

相对剥夺理论为解释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提供了新视角,但现有研究多将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笼统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构成其组成部分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细化分析,二维度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特征属性及形成机制尚不明确。鉴于此,本研究以江西省婺源县7个乡村旅游社区为案例地,探讨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总体特征、差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产生了较高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且群体层面大于个体层面;不同人口学特征(所在村、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来源、旅游生意的技能和知识、家庭住址和旅游区的距离)的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均存在差异;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机制因其比较对象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为有效干预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提高居民对社区旅游的认同和支持、完善乡村旅游地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实践启示。     

民工潮引发的社会矛盾探析

民工潮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种特有形式。民工潮的出现导致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重组,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地影响。民工潮引发的矛盾是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在新时期的变化和发展,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民工的数量将会逐步增加,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如何协调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将是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必须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民工潮的正面观

尽管民工潮的出现带来了诸如交通、治安、环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下,民工潮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还是有目共睹的     

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之解释——以默顿社会失范理论为展开

随着广州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外来农民工涌入城市并在城中村居住。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相对剥夺感使他们不能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而在其致富目标难以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实现时就会促使其选择创新的行为方式满足其愿望。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就底层民众犯罪原因提出过著名的社会失范理论,而广州城中村外来民工犯罪的出现,无疑为该理论的具体适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之解释——以默顿社会失范理论为展开

随着广州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外来农民工涌入城市并在城中村居住。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相对剥夺感使他们不能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而在其致富目标难以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实现时就会促使其选择创新的行为方式满足其愿望。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就底层民众犯罪原因提出过著名的社会失范理论,而广州城中村外来民工犯罪的出现,无疑为该理论的具体适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他乡还是故乡——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生活意愿研究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外来务工人员部分定居城市,部分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城市又回到家乡。利用2006年CGSS数据,本文从经济利益、制度及资源因素、相对剥夺感因素和社会网络因素四个角度出发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生活意愿的选择决定机制。分析表明,有无房产、社会经济地位认知因素影响着外来务工人员城乡生活的选择。     

城市减贫的政策限度——基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

贫困是摧毁城市生命力的致命武器,城市贫困研究的不同范式都承认城市贫困造成人口与空间两个维度的不平等,而不平等的核心在于贫困对机会平等的剥夺。历史政治学从比较的角度,解释了城市贫困是诸多要素的历史性叠加与空间性呈现,并分别从经济联系、产业结构、就业机会、流动性等方面剥夺城市发展动力。中国的城市化建立在国有土地、城市分类、户籍控制等一系列制度组合之上,这种有序的城市化从两个方面控制了贫困的蔓延:农村扶贫与城市保障。但是在城乡身份差异的前提下,全国范围实施的普遍的社会保障仍然是反贫困的兜底政策。同时,城市化通常是农村贫困的解决方案,农村反贫困的系列成果缓解了生存权平等的困境,城市反贫困完善了公民权保障,城市减贫以形成国家与社会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基于剥夺理论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基于剥夺理论,使用2009年中国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采用稳健OLS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了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并从劳动时间、务工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和收入位置感知等指标对上述三个剥夺维度进行了界定。结果显示：第一,周工作时间越长表明绝对剥夺程度越高,这将导致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第二,务工年限的增多以及社会保险补偿作用的缺失会加重多阶剥夺的程度,从而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负强化作用;第三,参照对象无论是老家村里人还是城市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均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所做的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将其劳动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第二,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 第三,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给予其积极有效的引导。     

2011年“中国农村研究青年论坛”研讨综述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2011年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份: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将首次低于城镇人口的比例,绝对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将变成中国社会的相对少数.新格局中的中国农村如何演变?曾经被剥夺的多数能否变成被尊重的少数?在城市化浪潮继续高涨、圈地运动并未遏止、"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对中国农村和农村研究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由此激发青年学人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兴趣,提升研究水平,显得非常重要.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于2011年11月3-4日举办了"中国农村研究青年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