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前景

20世纪末,比较文学形象学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不同于欧美学界着重在形象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深入研究,中国形象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形象类型的研究.为了使中国的形象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要重视其在当代中国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文明交流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大于共同性,因此,比较文学在注重求同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研究,异质性与变异性也是中国比较文学最为突出的表现形态。变异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它开启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变异学研究中的形象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更凸显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中国学者提倡变异学,希望在保持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在学科史、话语权力、形象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步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重构学术话语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言说能力.中国形象建构源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较量中对自身形象的重视.文化研究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积极地以学科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论李衍柱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贡献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经历了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李衍柱的文艺理论思想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他的文学典型论与文学理想论,显示了文学形象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文艺理论经典观,通过中西文艺理论的自由融合,将文学的生成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文艺理论思想创造的内在转换过程中,最终确立了形象论诗学与文明论诗学的根本价值。李衍柱文艺理论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共和国文艺理论理性探索的自由发展过程,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     

本刊编委巡礼

周宁,1961年出生。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及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跨文化研究与戏剧学研究。代表作：《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比较戏剧学》《想象与权力：戏剧意识形态研究》《世界是一座桥》等。     

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迁移

近年来 ,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从中国形象入手 ,考察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想象的嬗变过程 ,同时对照了中国的自我表述 ,勾勒了学界对中国形象的理解 ,试图澄清其中的理论逻辑混乱 ,并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途径作了积极探索。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论游记在西方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就西方流行的中国游记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所提供的中国素材以及对西方汉学的催生和发展几方面 ,论证了游记在中外文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着重指出 :游记带给西方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 ,为西方哲人研究中国、思考中国提供了直接丰富的思想素材 ,引发了 1 8世纪思想界由仰慕中国到排斥中国的大讨论 ,奠定了全方位研究中国的始基 ,迎来了“东方学”、“中国学”的自觉时代。这对西方汉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阿垅诗歌美学论略

阿垅是“七月派”杰出的代表诗人,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贡献的优秀的诗歌美学家。他对现代诗学的研究和探讨,涉猎宽广,独具匠心,深刻有力。诸如内容与形式、灵感、想象、意境、风格、节奏、形象、语言等等,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他对现代诗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探讨阿垅的诗歌美学,对发展我国现代诗学,繁荣中国新诗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大量的以韩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由于中韩两国面临相同的历史命运 ,韩国人形象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热衷于表现的一个领域。本文打算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希望获得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国人形象变化的把握 ,并且得出对这一变化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     

从图像学到视觉文化——W.J.T.米切尔形象研究的路径与困境

W.J.T.米切尔在当代文化批评及艺术研究领域占有中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对形象或图像问题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本文将其形象科学的"三部曲"即《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图画理论:语言与视觉再现文集》和《图画想要什么:形象的生命与爱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呈现了米切尔形象研究的具体发展过程,并就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讨论。     

从"险学"到"显学"——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从"险学"到"显学".宗教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是"险学",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宗教学理论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1978年由真理标准讨论而带来的思想解放春风,在宗教学领域引起了积极反映,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必然对于宗教的本质产生新的认识,并由此带来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大发展,即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方面,从"精神鸦片"说发展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在制度性宗教研究方面,从偏重历史到历史、理论、现实并重,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儒教问题和新兴宗教成为近三十年特有的两大研究领域.     

文化自觉与本土中国学

近年来,有学者在对国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分析中国和平崛起及其软实力明显不足的现状,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本土"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构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探寻、把握和提炼,进而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中国视野、中国形象,总结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经验,构建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学理论体系,使中国学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摆脱西方理论的价值评判和负面影响,以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与西方学界展开平等的对话.如此远见卓识的构想,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及对塑造21世纪中国新形象、推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热切渴望.     

马克思学研究:文本重读、学术对话还是现实反思

从研究方法视角来看,当前中国马克思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文本重读"、"学术对话"和"现实反思"三种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对于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它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着自身的局限和困境.在中国马克思学领域,这三种研究范式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相生发展的关系.中国马克思学要在这三种范式的文明交流与对话下才能不断发展.     

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总成绩——读《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

<正>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前提和基础。试图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必须先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相当的了解。近百年来,有很多学者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石峻、萧?父等。要掌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成就,就必须全面学习和了解这方面的系列成果。然而,与此相关的著作和资料书太多了,如何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系统地把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呢?最近出版的曹树明的新著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略论发展行政学

发展行政学作为当代行政学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地位,已获得公认.中国行政学界应当关注21世纪中国发展问题,构建中国发展行政学理论及其应用体系.本文在简要考察发展行政学的缘起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发展行政学的对象和研究内容,并对发展行政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行政的作用及其有效的条件以及发展行政学的方法等作了初步探讨.